的势利。小时候我们一同培养了这种势利，当然，我们向自己许诺，要见识比朱比利更大的地方。

    玩游戏的时候，每个女人要拿出一件衣物。开始大家很正派地拿出一只鞋放进篮子里，然后，男人们进来了，开始玩替鞋子找主人的游戏。我出了房间，坐在车里。我觉得孤独，我想到我的丈夫和我的朋友。我听着聚会的喧闹声，听着海浪拍打海滩，没一会儿就睡着了。麦迪很晚才出来，嘴里说着：“上天哪！”她笑着，快活地说话，态度像英国电影里的女人。“你觉得恶心？”我们俩都笑了。我觉得抱歉，我喝酒喝得不舒服，不过没喝醉。“他们说话并不怎么妙语如珠，不过心没长歪，就像俗话说的。”我没有说什么，一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我们从伊瓦休伦开回朱比利。然后，我们再也没参加过什么聚会。

    不过，坐在外面台阶上的不总是我们两个人。经常有个叫弗雷德·鲍威尔的男人和我们在一起。他也参加了那个聚会，默默无闻地充当背景人物，记住都是谁的酒，友好地帮人撑住走廊上摇摇晃晃的横梁，不让它碰到谁的脑袋。他和我们一样，在朱比利长大，不过我不记得他了，我估计是因为他比我们早几年毕业，然后就去参战了。我回来的第一天晚上，麦迪就让我吃惊，把他带回家来吃晚饭，然后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个晚上，如同我们之前消磨过的许多个夜晚。这个陌生男人成了给我的童年礼物，或者说我们的童年安全地存在于种种掌故轶事中，仿佛裹在脑子里某种玻璃纸里。而我们为童年脆弱的自己建构的种种白日梦，会让我们的童年面目全非地出现——不可救药而快乐。我们一起讲故事。“你们女孩子就是记性好。”弗雷德·鲍威尔说，以一种赞叹的神情，或者还有其他，克制、窘迫，不以为然，就像性格温和、深思熟虑的人看到逗乐的人夸张的洋相时脸上的表情。

    这会儿，想到弗雷德·鲍威尔，我承认，我的反应——我称之为情境，比我自己预料的远为保守；甚至感觉荒唐。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我知道他已经结婚了。麦迪是这么告诉我的，第一天晚上就说了。她说的时候不过是提供信息的态度。他的太太是残疾人。他带她来湖边消暑，麦迪说，他对她非常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麦迪的情人，麦迪也不会告诉我。和我又有什么关系？麦迪都三十多了。但是，我始终在想他坐在我家台阶上的样子，手摊平，放在伸展开的双膝上，麦迪说话的时候，他温和的脸转过去看着她，几乎是溺爱的表情。他有温柔的男子气的外表，被她逗乐了，仍然不动声色。麦迪取笑说他太胖了，不能再抽烟了。这话题把他拖入一场私密的、紧张的、温情的争执。这样的争议毫无意义，也永远不会有结束的时候。而他乐意。他乐意，这句话吓我一跳，我现在是知道了，他乐意，而她需要。她微有醉意的时候，便用半祈求的玩笑口吻说，他是她唯一的真朋友。她说，他也会这么说的。没有别人会这么说。我不清楚。

    后来我又在想：他和她真的只是朋友吗？朱比利的一些清规戒律，我已经忘了。有一条，所有的口袋小说谈到小镇的说法，肯定都是对的。还有就是，多么强烈的、值得尊敬的、没有公然的两性关系的友情，才能在这种清规戒律下繁盛起来，并且从中得到滋养，乃至于维持大半生啊。这个想法让我沮丧。不现实的关系，相比局内人，反倒是局外人更加沮丧。我如此难过，发现自己希望他们是公开的情人。

    朱比利的生活节奏是以天然季节为周期的。死亡发生在冬天；婚礼则在夏天举行。有一个好理由可以解释这一切，冬日漫长而艰难，老年人和身体孱弱的人并不是永远都过得去。去年冬天是一场悲剧。这样的灾年每逢十年，或者十二年，就会有一个。你能看见街上的人行道开裂，仿佛小镇遭受过轰炸。在这样的艰难中，人们处理了一起死亡事件。现在，到了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