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想起来再谈一谈的时候了。我发现人们会在路上拦住我，聊我妈妈。我从他们的口中听说了她的葬礼，她戴了什么花，那天的天气是什么样的。现在，她已经死了，当他们说“你妈妈”时，我不再觉得这是针对我的骄傲，一个双方都心知肚明的狡猾的打击。我以前一直这么觉得。这些词语让我感觉，我完整的身份和狂妄的青春期历程都开始土崩瓦解。

    现在，我听着他们谈她，如此温和，如此隆重，我明白她成了小镇的共有财产，成了大家都知道的奇人怪事。这是她的成就，因为我们一再试图把她困在家里，不管残酷的还是狡猾的手段我们都用过。我们让她远离可悲的声名狼藉，并不是为了她的缘故，而是为了我们。我们看着她的眼部肌肉瘫痪发作时眼珠翻白；听到她恐怖的声音，还有她让人尴尬的发音。她和别人说话，要我们帮她翻译，这一切都让我们忍受毫无必要的羞辱感。她的病那么古怪，以至于我们如同陪同一场极度庸俗的杂耍表演，几乎想要大声地道歉。我们的骄傲日渐被磨灭，我们一起画讽刺漫画以发泄狂暴的情绪，哦，不是，不是讽刺漫画，讽刺漫画不是这样的，那只是拙劣的仿制品。我们早该把她送给小镇，小镇对她会好一点。

    至于麦迪，至于她十年来的看护，他们说得很少，也许因为他们想到我早已远走高飞，顾及我的感受。我的两个孩子就证明了这一点。而麦迪孤身一人，除了这座让人沮丧的房子以外，什么也没有。不过，我想不是因为这个。这不是朱比利分担他人感受的方式。他们直截了当地问我为什么没有回来参加葬礼；我很高兴那个星期有延误航班的暴风雪当借口。反正我也不知道如果天气合适我会不会回来。麦迪那么激烈地给我写信，力劝我不要来。我有种强烈的感觉，如果她这么希望的话，她有权利自己来处理这一切，至少这一回，她有权利。

    至少这一回是。麦迪是留下来的人。她先离家上大学，然后才是我。你给我四年，她说，我给你四年。然而我结婚了。她也并不意外，她被我卑鄙的、无用的负疚感激怒了。她说她一直都打算留在这里。她说妈妈不再让她“心烦”了。“我们哥特的妈妈，”她是这么说的，“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随便她了。我再也不会要求她像个人样了。你知道。”要是说麦迪是个虔诚的人，她感觉到了自我牺牲的愉悦和彻底弃绝的强烈又神秘的吸引力，实在是过分简单化了。不过谁会这么说麦迪呢？当我们十几岁的时候，我们的老姨妈们，安妮姨妈和卢姨妈，都对我们说，有责任感的儿女会为身患重病的父母放弃自己的一切。麦迪便丝毫也不虔诚地引用了现代精神病学的观点。纵然如此，她还是留在了这里。对我能想到的，我能够想到的一切，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她也许能适应，甚至能主动选择过这种没有时间的，在纯然想象之自由中的生活，像孩子们那样，未来不被干涉，一切皆有可能。

    换个话题，大家会问我回到朱比利感觉如何。我不知道。我始终还在等有什么来告诉我感觉如何，让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回来了。那天，我从多伦多开车北上，孩子们坐在后座上，两千五百英里的旅程，开到最后我非常疲惫。我不得不关注高速公路和旁路的复杂系统，反正这世间没有哪条轻松的路可以通到朱比利。大约下午两点钟，我看见车的前方是市政厅墙皮剥落的、华而不实的楼顶，熟悉得出乎我的意料。市政厅的建筑和镇上其他四四方方又单调的灰色和红色砖砌建筑毫无关系。楼顶下挂了一口大钟，万一有惊人的灾难发生，就会响起来。我的车驶向主路。一座新的服务站，王后酒店的外墙新刷了灰泥。再转向安静的、衰败的旁路，这里路边住的都是老处女，花园里放着鸟澡盆，种着翠雀花。这些大砖房我都很熟悉，木头长廊，装了纱窗的幽深窗户宛如张开的洞口，在我眼里都有些似真亦幻。我不管是对谁说我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