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说什么，她又补充道：“他为古德汉姆工作。”

    还是没有评论。

    “是酿酒公司，”她说，“古德汉姆威士忌。”

    我无话可说不是因为我没有礼貌或感到厌倦（或者说不比我那时自然而然的表现更不礼貌，也不比我料想的更厌倦），而是我不明白我应该提出哪些问题——几乎任何问题都行，把一个害羞的男人拉入谈话，把他从他的抽象思维中解脱出来，让他成为有一定尊严的男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艾尔弗莱达带着那么强烈的、鼓励的微笑看着他。以我和男人相处的所有经验，女人听从自己的男人，希望他成为她有理由为之自豪的人，是未来才有的。我对夫妇唯一的观察是姑父姑妈们和我的父母，那些丈夫和妻子似乎有着疏离和相敬如宾的关系，没有明显的彼此依赖。

    比尔继续吃着，好像没有听见提到他的职业和雇主，接着艾尔弗莱达开始询问我的课程。她仍然在微笑，但是她的微笑和刚才不同。里面有一丝不耐烦和不愉快，好像她只是在等待我快点结束我的解释，这样她就能说——她的确说了——“给我一百万我也不去读那些东西”。

    “人生苦短。”她说，“你知道，在报社我们有时会认识那样的人。英语学位。哲学学位。你不知道怎么对待他们。他们写的东西五分钱都不值。我和你说过，是吧？”她对比尔说。比尔抬头朝她顺从地笑了。

    她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那么你业余时间都做什么？”她问。

    当时《欲望号街车》正在多伦多的剧院上演，我告诉她我和几个朋友坐火车去看剧。

    艾尔弗莱达咔嗒一下把刀叉放在盘子上。

    “那种垃圾。”她叫道。她的脸探过来，满是厌恶的神情。然后她仍带有敌意的不快，镇定地说着。

    “你们跑那么远的路去多伦多就是去看那种垃圾。”

    我们吃完了甜品，比尔趁机说能不能失陪一下。他问艾尔弗莱达，然后轻轻地点头鞠躬问我。他回到阳台，过了一小会儿我们闻到了烟斗的味道。艾尔弗莱达看着他离开，似乎忘记了我和话剧的事。她脸上浮现出一种苦恼的温柔，以至于她站起来时，我以为她要跟着他过去呢。但是她只是去拿她的烟。

    她向我伸出烟盒，我拿了一根，她故意显得开心地说：“我看你还保持着我带给你的坏习惯比较好。”她也许记起了我不再是小孩子了，我不需要一定来她家，和我作对没有意义。我不想争辩——我不在乎艾尔弗莱达对田纳西·威廉姆斯的看法。也不在乎她对其他任何事情的看法。

    “我想那是你自己的事。”艾尔弗莱达说。“你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她接着补充道，“毕竟你很快就要结婚了。”

    凭她的语气，她的意思可能是“我得接受你现在长大的事实”，或者是“很快你就要循规蹈矩地履行责任了”。

    我们起身收拾碗碟。在餐桌、案台和冰箱间狭小的空间里紧挨着，我们很快进入一种不用说话的有序与和谐，擦洗，叠放，把剩下的食物拨到小容器里存放，把水池灌满热肥皂水，迅速接过没有碰过的餐具，放到饭厅碗橱铺着粗呢的抽屉里。我们把烟灰缸拿到厨房里，偶尔一本正经地拉出一根烟来提提神。女人一起干活时会有一致和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是否可以抽烟，或最好不抽，因为烟灰可能落到干净的餐具上，或者是否桌子上的每件东西都要刷洗，不论用没用过——结果艾尔弗莱达和我彼此一致。还有，想到洗刷完后我就可以离开，这让我觉得放松和大方。我已经说过下午要去见一个朋友。

    “这些餐具很漂亮。”我说。它们是奶油色的，略带黄色，有蓝花边。

    “哦——都是我母亲结婚时的餐具，”艾尔弗莱达说，“那是你祖母为我做的另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