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尼向他们讲述了他母亲的死。

    她要拿化妆品。莱昂尼拿着镜子。

    “这要花一个小时。”她说。

    粉底霜、粉饼、眉笔、睫毛膏、唇线笔、口红、腮红。她很慢，手总是抖，但结果还不错。

    “没用一个小时。”莱昂尼说。

    她说是没用，她不是那个意思。

    她说的是死。

    他问过她要不要他去叫父亲。他的父亲，也就是她的丈夫，她的牧师。

    她说为什么。

    她只是差五分钟了，她自己预测。

    他们坐在房子后面——洛娜和布伦登的房子——在一个小平台上，与巴拉德湾和格雷角的灯两相对望。布伦登起身把洒水器挪到另一片草地上。

    洛娜只是几个月前才见到莱昂尼的母亲。一个娇小的白发女人，勇敢又富有魅力，她从落基山脉的一个镇来到温哥华，来看法国喜剧巡演。莱昂尼让洛娜和他们一起去。演出结束后，莱昂尼正展开她的蓝色天鹅绒斗篷，他母亲对洛娜说：“我很高兴见到我儿子的‘belle amie’。”

    “别那么夸张地用法语。”莱昂尼说。

    洛娜甚至搞不太懂那是什么意思。“belle amie”。漂亮的朋友？情妇？

    莱昂尼越过母亲的头顶，对她扬了扬眉毛。仿佛在说，不管她说什么，都不是我的错。

    莱昂尼在大学曾经是布伦登的学生。天生奇才，十六岁，是布伦登所见过的学生中最聪明的数学天才了。洛娜事后想布伦登是不是在夸大其词，因为他对有天赋的学生有种不同寻常的慷慨。另外的原因就是事情发展的方式。布伦登背弃了整个爱尔兰的一套——家庭、天主教会和伤感的歌曲——但却对悲剧故事情有独钟。毫无疑问，在光鲜灿烂的开端之后，莱昂尼经历了某种崩溃，不得不住院治疗，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布伦登在超市里遇到他，发现他就住在离自己还不到一英里远的地方，就在温哥华北部。他完全放弃了数学，在英国国教教堂的出版社工作。

    “来看看我们吧。”布伦登说。他觉得莱昂尼看起来有些褴褛和孤独。“来见见我的妻子。”

    他很高兴现在有家了，可以请人们来做客了。

    “我当时不知道你会是什么样子，”莱昂尼对洛娜叙述时说，“我以为你会很可怕。”

    “噢，”洛娜说，“为什么？”

    “我不知道。妻子们都那样。”

    他常在晚上过来看他们，那时候，孩子们都睡了。家庭生活的轻微干扰——婴儿的哭声从敞开的窗户传来；布伦登有时不得不责备洛娜，任由玩具乱扔在草地上，没有放回沙箱；他从厨房叫她，问她买没买做金汤力酒的酸橙——这些都会让莱昂尼高高瘦瘦的身体和专注疑惑的面孔猛的一紧，发抖打战。这时，他需要停顿一下，才能转回正常的人际接触水平。每当他轻轻唱起《圣诞树》和《哦，婚姻生活，婚姻生活》时，都会微笑，或者说在黑暗中，洛娜以为他笑了。这种微笑在她看来就像四岁的女儿伊丽莎白在公共场合对妈妈小声说出有点恼人的言论时，露出的微笑。一个秘密的小微笑，令人愉快，但又有些让人警觉。

    莱昂尼骑着他高高的老式自行车上了山坡——这个时候，除了孩子以外，几乎没有人骑自行车。他不会换掉白天工作穿的衣服。深色裤子，白衬衫，袖口和领子总是看起来又脏又旧，系着平常的领带。他们去看法国喜剧时，他在外面加了一件粗花呢的夹克，肩太宽，袖子又太短。也许他没有其他的衣服了。

    “我为少得可怜的薪水卖命，”他说，“我甚至都不是在上帝的葡萄园里。是在大主教的管辖区。”

    而且，“有时我想我是在狄更斯的小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