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自以为对冯吉勒先生很友善一样，至少在片刻前出乎意料地保护了他。

    奎妮再次出走的时候，我在师范学院上学，我从父亲的信中得知了这个消息。他说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时候的事，冯吉勒先生过了好一阵子才告诉他，他想万一奎妮会回到家里来。父亲告诉冯吉勒先生说不会有那种可能性的。在给我的信中，他说，至少我们认为奎妮不会那么做。

    很多年，甚至是在结婚后，我都会收到冯吉勒先生的圣诞卡，雪橇上面堆满了明亮的包裹，幸福的一家人站在装饰精美的门口，欢迎朋友的到来。也许他认为这些场面会受到我这样生活状态的人的青睐。或许他只是随便从货架上拿了那些贺卡，他总是加上回信地址——提醒我他的存在，让我知道他在哪里，万一有什么消息，我就可以联系他。

    我已经放弃了期待那样的消息，我甚至从没弄清楚，奎妮是跟安德鲁还是别的什么人走的，或者她是否和安德鲁在一起，是否他就是那个人。父亲去世时留下些钱，我们曾经认真地找过她，但是一无所获。

    但是，现在有事情发生了。多年以后的现在，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我的丈夫已经退休，我们经常旅游，我总觉得我有时确实看到了奎妮。我看见她，不是因为特别想见她或是花了力气去找她，我也不相信真的是她。

    有一次是在拥挤的机场，她穿着纱笼，戴着花边草帽，皮肤晒得黑黑的，很兴奋，看起来很富有，身边围着朋友。另一次，她在教堂门口，和一群妇女在一起，等着看婚礼派对。她穿着带斑点的小山羊皮夹克，看起来既不富有也不健康。还有一次，她站在十字路口，领着一队幼儿园的孩子，带他们去游泳池或者公园。那是炎热的一天，她穿着花短裤和印有口号的t恤衫，那富态的中年人体态让人看着坦诚又舒服。

    最后一次也是最奇怪的一次，是在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的一个超市里，我拿着野餐要用的东西，转到了一个拐角，看见一个老女人靠在购物车上，仿佛在等我。她满脸皱纹，长着一张歪嘴，棕色的皮肤显得很不健康，头发卷成棕黄的小卷，紫色的长裤提到了突出的肚子以上——她和那些瘦小的女人一样，因为年老而失去了腰部线条带来的便利。裤子可能是从旧货商店买的，色彩欢快的毛衣已经暗淡皱缩，包裹的胸部还没有十岁孩子的大。

    购物车是空的。她甚至连包都没拿。

    不像其他那些女人，这一位似乎知道她自己是奎妮。她对我微笑，似乎为认出了我感到很开心，也热切地希望我能认出她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恩惠——赐予她的一个瞬间，将她从永远的阴影中拉出来的一个瞬间。

    我所能做的只是快乐地咧开嘴，快乐却无动于衷，继续朝收银台走去，仿佛面对的是一个神经兮兮的陌生人。

    到了停车场，我对丈夫找了个借口说，我忘了什么东西，然后匆匆回到店里，在过道上来回寻找。但是就那么一会儿工夫，那个老女人似乎就不见了。她也许是紧跟在我后面走的，也许现在正走在特温福尔斯的大街上，步行，或由某个好心的亲戚或邻居开车载着，甚至是自己开车。她应该不在店里了，我们不会在过道里不断地走来走去却错过了彼此。我发现自己朝一个方向走，然后转向另一个方向，在被空调打得冰冷的夏日商店打着寒战，盯着人们的脸看。我很可能把他们吓坏了，因为我在无声地祈求他们告诉我，在哪儿能找到奎妮。

    直到我回过神来，告诉自己那是不可能的，无论那人是不是奎妮，她都把我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