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说了我在快餐店的工作经历之后，他说：“要知道这很了不起。第一次应聘就被雇用了。说明你懂得怎样给人留下好印象。”

    我不觉得这段经历难以启齿。莱斯利的在场让一切轻松了许多，冯吉勒先生的行为似乎也变得温柔了，仿佛他要在朋友面前对我表现出得体的礼节。也可能是因为他感觉到了我的改变。当你不再害怕他们，他们确实会感觉到不同。他也许对这种改变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种改变，但是这会让他困惑，让他更加谨慎。当莱斯利说我辞工不干是好事时，他也表示同意，他甚至说那个女人听起来像在多伦多某些见不得阳光的场所出没的老江湖骗子。

    “她无权不付你工钱。”他说。

    “那家丈夫应该出面，”莱斯利说，“如果他是药剂师，他就是老板。”

    冯吉勒先生说：“他也许哪天会给他妻子配一剂特别的药。”

    当你知道某个人所处的危险，而他自己却不知道，那么给他倒茶，端牛奶和糖，递三明治，甚至跟他讲话，就没那么难了。正是因为他不知情，我对冯吉勒先生产生了除厌恶以外的其他感情。不是他自身变了——即便他变了，那也很可能是因为我变了。

    不一会儿，他说他要准备去工作了。他去换衣服。这时莱斯利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共进晚餐。

    “就在拐角有个我经常去的地方，”他说，“不是那么豪华。不是斯坦去的那种地方。”

    我很高兴听到那不是什么华丽的地方。我说：“当然。”我们把冯吉勒先生送到酒店，就开车去了一个卖炸鱼加炸薯条的店。莱斯利点了“豪华午餐”——尽管他只吃了几片鸡肉三明治——我叫了普通套餐。他喝啤酒，我喝可乐。

    他谈了自己的事。他说他希望当初去念师范，而不是选择了音乐，靠音乐吃饭很难有安定的生活。

    我太专注于想自己的事了，甚至都没有问他是哪种音乐家。父亲给我买了双程票，说：“你永远不知道和他们两个相处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看着奎妮把安德鲁的信塞到了打底裤的松紧带下面，我想起了那张车票，虽然看她藏信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是安德鲁的信。

    我来多伦多并不只是为了找暑期工作，我想成为奎妮生活的一部分，或者有必要的话，成为奎妮和冯吉勒先生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当我幻想奎妮和我一起住，那种幻想也和冯吉勒先生有关，看她会如何修理他，让他罪有应得。

    当我想到回程的车票时，我把另一件事想成理所当然了，那就是我可以回去，和贝特与父亲一起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父亲和贝特。冯吉勒先生和太太。奎妮和冯吉勒先生。甚至奎妮和安德鲁。他们是一对对的，他们每一对，无论多么若即若离，在当下或记忆中，都有一个秘密的洞穴，带着自己的热度和烦恼，把我隔离开。我需要被隔开，我希望被隔开，因为我从他们的生活中看不到任何可以指导我和鼓励我的东西。

    莱斯利也是一个被隔开的人。但是他跟我谈论和他有血缘关系和友谊的各式各样的人。他的姐姐和姐夫，侄女和侄儿，他去拜访并一起度假的夫妻。所有这些人都有问题，但是也都有价值，他兴致盎然却毫无激情地谈论他们的职业、失业、才能、运气、判断错误，似乎他与爱恨是隔离的。

    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将会看到这其中的缺陷。我会体会到女人在面对缺乏目标的男人时所体会到的不耐烦，甚至是怀疑。他只能给你提供友谊，并且那么轻易，即使被拒绝，他也会一如既往地快活下去。我甚至可以看出，这不是个希望钓到女孩的孤单的人，这只是一个在此刻和在合理的生活层面寻找舒适的人。

    他的陪伴正是我需要的，尽管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可能他是有意这样友善地对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