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别针扣着，下面套着牛仔裤。他想过穿成这样去吃晚饭有点不成体统，不过又暗自断定，或许那是她能穿进的唯一一套衣服了吧。

    那是诺埃勒快出生时。

    科达尔在做饭。一道咖喱菜，做出来居然非常美味。他们喝啤酒。科达尔三十多岁，比松加、卡斯和肯特都要大。高大、窄肩，前额秃得高高的，毛茸茸的络腮胡子。说话飞快、警觉，推心置腹。

    在座的还有一对年长夫妇，女的胸部低垂，灰色头发盘在脖子后面，男的个矮胸挺，衣着相当邋遢，不过他的态度、干脆尖锐的声音和双手对指尖的习惯动作，都使他看起来风度翩翩。此外还有一个年轻人，红头发，泪汪汪的鼓眼睛，皮肤布满雀斑。他是个兼职学生，靠开卡车把报纸包抛给送报人为生。显然他刚干上这行当，年长男人认识他，拿他送的报纸开起玩笑。资产阶级的工具、精英阶层的话筒哟。

    即使这是半开玩笑，肯特也不可能放过它。他觉得，与其再等下去，不如此刻就出手。他说他不觉得那份报纸有何不妥。

    这对他们可谓正中下怀。年长男人已经探听到肯特是个药剂师，在连锁药店工作。年轻男人发问了：“你在管理层吗？”他说话的样子，似乎暗示这是个人尽皆知的笑话，不过肯特不肯配合。肯特回答说他希望在。

    咖喱菜做毕。他们吃饭，又喝了更多啤酒，火重新点旺，春天的天空渐渐昏暗，布拉德内湾对岸的格雷角亮起灯火。肯特揽起了捍卫资本主义、朝鲜战争、核武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及罗森伯格夫妇的处决等等的责任——随便其余几个人抛来什么。他嘲笑着关于美国公司劝说非洲母亲买奶粉而不是给孩子喂母乳、加拿大皇家骑警对印第安人执法粗暴的指控，尤其反击着科达尔的电话可能已遭窃听的说法。他引用《时代》杂志，宣布那就是他的观点。

    年轻男人拍着膝盖，脑袋左右摇晃，怀疑地嗤笑着。

    “我没法相信这家伙。你们相信这家伙吗？我没法相信。”

    科达尔不断发动争论，竭力按捺住恼怒之情，因为他自命为一个讲理的人。年长男人开始故作高深地转移话题，胸部低垂的女人则以一种恶毒的礼貌口吻，不时发出感叹。

    “当局每次探出它可爱的脑袋时，你干吗都急于捍卫它呢？”

    肯特不知道。他不知道是什么在督促他。他甚至没有认真把这些人当成对手。他们晃荡在真实生活的边缘，高谈阔论、自命不凡，就像所有狂热分子。他们没什么可靠性可言，如果把他们与肯特的同事相比的话。在肯特的工作中，错误会造成恶果，责任无所不在，你不会有时间到处胡说连锁药房是不是一种坏东西，或者陷入关于药品公司的瞎猜疑中。那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他每天都要走进它，肩上扛着他自己的未来，还有卡斯的未来。他接受这个事实，甚至为之骄傲，他才不打算向一屋子的无病呻吟者道歉。

    “随你们怎么说吧，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好，”他对他们宣布，“你们只要看看周围就知道了。”

    他现在也不会不赞同年轻时的自己。他觉得他或许有点无礼，但没说错。不过他好奇屋子里的那股怒气，所有那些碾压而来的力量，它们后来怎样了？

    松加挂上电话。她从厨房里喊他：“我决定不管什么茶了，直接弄点杜松子酒吧。”

    她送来饮品，他问她科达尔去世多久了，答案是已有三十多年。他暗吸一口凉气，摇摇头。有那么久了？

    “他因为某种热带传染病，很快就死啦，”松加说，“那是在雅加达。我还不知道他得病的事，他就给埋了。雅加达过去叫做巴达维亚，你知道吗？”

    肯特回答：“有点印象。”

    “我记得你们的房子，”她说，“起居室其实是个门廊，整个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