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孩子们，在旅馆停车场等到了布莱恩，向他要车钥匙。她当着他父母的面告诉他，她要到坎贝尔河再买点东西。他问，什么东西？身上有钱吗？

    “就是点小东西嘛。”她说，好让他以为是她要去买卫生巾或者避孕药等等不便明说的东西。“钱带了。”

    “好吧，不过你得去加点油了。”他提醒道。后来她不得不给他打电话。杰弗里说她必须这样。

    “因为他不会相信我的。他会以为我绑架你了之类。他不会信的。”

    但是那天所有事情中最怪的一件，是布莱恩似乎确实立刻就信了。他站在她不久前站过的地方，在门厅的公共走廊里——宾果游戏结束了，但是人们依然从那里路过，她在电话里能听到他们，吃完晚饭后从餐厅走出的人们——他说：“哦。哦。哦。好吧。”用的是一种本该需要极力控制、却因为听天由命或早有预感而毫不费力的语调。

    好像他老早，老早就知道她会出什么事。

    “好的，”他说，“那汽车怎么办？”

    他说了点别的事，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挂断了，她从位于坎贝尔河的加油站旁的电话亭走出来。

    “真够快的啊，”杰弗里说，“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吧。”

    鲍玲说：“我不知道。”

    “他或许早就有感觉了。人是会感觉到的。”

    她摇摇头，示意他别再说，于是他说：“对不起。”他们沿大街走着，彼此没触碰，也没说话。

    他们不得不出门去找电话亭，汽车旅馆里没电话。这会儿，鲍玲在清晨悠闲地打量四周——她进了这房间以来第一次真正感到悠闲自在——发觉屋里实在乏善可陈。破梳妆桌、没床头板的床，一把没扶手的硬椅子，窗上挂的是一面威尼斯式百叶窗，断了一片百叶，还有一幅橘色塑料窗帘，可能是想充当纱帘吧，它无须缝边，只用在底下一剪。一台噪杂的空调——杰弗里晚上关了它，挂了保险链的门开着，因为窗子锁死了。现在门又关着。想必他夜里起床去关的。

    这就是她所有的一切了。她与布莱恩正或睡或醒地躺在里面的那套小屋的关系已经断绝，她与那幢可谓表达了她与布莱恩的生活，表达了他们所希望的生活方式的房子的关系也断绝了。她不再有什么家具了。她把自己与所有那些又大又重的财物割裂开了，比如洗衣机啊烘干机啊橡木桌子啊重新抛光的衣柜啊按照维米尔的一幅油画仿造的大吊灯啊。也同样与那些尤其属于她的东西割裂开了——她长期收集的压制玻璃大酒杯，还有显然不是正品，但很美丽的祈祷毯。尤其是这些东西。甚至她的书，她有可能也已失去了。甚至她的衣服。她穿着踏上坎贝尔河之旅的裙子、罩衫和凉鞋大有可能还算属于她的一切。她不会回去索取任何东西。如果布莱恩与她联系，问怎么处理它们，她会告诉他随便——都丢进垃圾箱，倒到垃圾堆上，要是他愿意的话。（事实上她知道他很可能会打个包，结果果然，他一丝不苟地不仅仅把她的冬季大衣和靴子，还把诸如她只在婚礼上用过一次的束腰之类全都寄来，最上面压着祈祷毯，作为他的慷慨之举的最后一份声明，不管这种慷慨是本性使然，还是刻意为之。）

    她相信她再也不会在乎住什么房间，穿什么衣服。她不会再去借助这种手段来说明她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哪怕为了让她自己对此有所认识也不会。她所做的就已足够，它将说明一切。

    她做的，将是她听说过或读到过的那种事。是安娜·卡列尼娜做过的，也是包法利夫人想做的。布莱恩学校里的一个老师和校秘书也做过。他同她跑掉啦。那就是它的叫法。同某人跑掉。同某人开溜。它被说得很轻蔑、很幽默，甚至带着妒忌说出。它比通奸更进一步。做这事的人几乎肯定已有私情，长期通奸，终于变得足够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