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我自己也很惊讶。夏洛特给出了坚定的期许；她和那些我只愿意在书店见到的人不一样。

    他们所住的房子在潘多拉街，外墙涂着芥末黄色的灰泥，有一个小小的平铺的门廊。这总是让我想起公共厕所。尽管那公寓没有异味，也并不算很脏，但也乱得可怕。书都堆在墙边，一块块的花布挂在墙上遮住壁纸，窗户上挂着竹帘，灯泡上别着彩纸——绝对是可燃物。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夏洛特喊道，“我们真怕你有无数更有趣的事情要做，不能来看望我们两个老家伙呢。你坐在哪儿好呢？这里怎么样？”她把一堆杂志从藤椅上搬开。“舒服吗？藤椅会发出好玩的声音。有时候，我一个人坐在这里，藤椅就开始吱呀作响，就跟里面有个小人在移动一样。我也可以说成是鬼魂，我尝试过相信这类说法，但还是信不了。”

    戈迪汗拿出一瓶甜黄酒，给我一只干净的高脚杯，给夏洛特一只平底玻璃杯，给他自己一只塑料杯。这小小的厨房里高高地摞着锅碗食材，看起来做不出任何食物，但是却飘出了烤鸡的香味。没一会儿，戈迪汗就端出了第一道菜——黄瓜片和酸乳酪。我坐在藤椅里，夏洛特坐在扶手椅里，戈迪汗坐在地上。夏洛特穿着她的便裤，一件玫瑰红的t恤衫紧贴着她没穿文胸的乳房。她的趾甲上涂着和t恤衫相配的颜色。去取黄瓜片的时候，她腕上的手镯叮叮当当地碰着盘子。（我们是用手拿着食物在吃饭。）戈迪汗戴着他的帽子，长裤外面套着一件暗红色的丝袍，上面的污迹和花纹已经融为一体。

    吃完黄瓜，我们还吃了用葡萄干和香料烤制的鸡肉、酸面包和米饭。夏洛特和我用叉子吃，但戈迪汗是用面包舀着米饭吃的。那之后的好几年里，我都经常想起这顿晚餐，那种坐和吃的随意方式，甚至那杂乱房间的样式和场景也变得熟悉和时尚起来。我认识的人，还有我自己，偶尔也会不太讲究餐厅的桌子、配套的红酒杯、餐具和椅子。当别人用这种方式来招待我或者我去招待别人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夏洛特和戈迪汗，他们那种真正的匮乏和大胆的真实将他们与之后所有类似的人区分开来。当时，这对我来说全然陌生，我既不安又高兴，既希望自己能配得起这种异国情调，但又不想太过刻意。

    不一会儿就谈到了玛丽·雪莱，我列举着后期小说的名字，夏洛特朦朦胧胧地说：“珀金……沃贝尔……他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假装自己是在城堡里被杀死的小王子的人？”

    她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个不是历史学家却知道这件事的人。

    “那简直能拍成一部电影，”她说，“你不觉得吗？关于这种妄想者，我总是在想一个问题——他们到底以为自己是谁？他们相信那是真的吗？但玛丽·雪莱自己的生活就是一部电影，不是吗？我觉得好像还没有拍过。你觉得该由谁来演玛丽呢？不，不。首先得从哈丽雅特开始。谁来演哈丽雅特呢？”

    “得找一个看上去奄奄一息的人，”她说着，撕下一块金黄色的鸡肉，“伊丽莎白·泰勒？戏份太少。苏珊娜·约克？”

    “谁是父亲？”她问道，指的是哈丽雅特未出生的孩子，“我觉得不是雪莱，我一直这么觉得。你呢？”

    这些谈话真的非常非常愉快，但我曾经期待我们能够彼此倾谈——就算不是真正的秘密，至少也是一些个人的私事。在这样的时刻，你的确会如此期待。在我们家的桌边，西尔维娅不是也说了安大略北部的小镇，说了尼尔森是全校最聪明的人？最终，我发现自己是如此渴望说出自己的故事。唐纳德和尼尔森——在那伤人的复杂情况中，我想说出实情，或者一部分实情，说给一个不会为之惊讶或者愤怒的人听。要是有合适的人陪伴，我将很乐于深深思索自己的行为。我当初是不是把唐纳德看作父亲一般的角色——或者家长的角色，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