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做过邻居。最后，我很天真地问她是否的确如此。

    “不，不。我只是觉得自己很了解他们。不是本人。哦——也算是本人。恩，本人。否则还能怎样去了解他们呢？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面对面地见过他们。但在他们的书里呢？他们也希望如此吧？我了解他们，知道他们想传达给我的信息，就像你认识的其他人一样。你没发现？”

    她又闲逛到摆放最新推荐的平装书的桌子旁边。

    “那么，这里就是新书了，”她说，“哦，天啊。”她说着睁大双眼看着金斯伯格、科尔索、费林盖蒂的照片。她开始看书，那么专注，我以为她脱口而出的下一句话肯定是几句诗。

    “我从这里经过，看见了你，”她说着把书放下，我才意识到她说的是我，“我见到你坐在里面，心想，年轻姑娘应该喜欢待在外面，待在阳光下。我猜想，你会不会想雇我在里面坐着看店，这样你就能出去了？”

    “哦，虽然我很想，但是——”我说。

    “我可不笨。其实我很有知识。不信你问问我谁写的奥维德的。没事儿，你不用非要笑。”

    “虽然我很想，但我真的负担不起。”

    “哦，好的。你很可能是对的。我不是很时髦，很可能会把事情搅乱。要是人们买了我觉得糟糕的书，我会跟他们争论起来。”她看起来也不怎么失望。她选了一本《无用的鳄梨》，说：“这本！冲这书名，我也得买这本书。”

    她轻轻吹了一声口哨，所针对的那个男人听到之后，从他正在看的那堆书里抬起了头。我早就知道他在那里，可是并没有把他们两个联系在一起。我还以为他像那些独自在街上闲逛的男人，随意走进了书店，站在那里看一看，好像试图弄明白书店是个什么地方，或者这些书是干吗的。他不是个醉汉或乞丐，也不是其他需要担心的人——只不过是这城市里众多衣衫破旧、沉默寡言的老人之一，他们就像鸽子一样，整天在某个区域不停地飞来飞去，从来不看人们的脸色。他穿着一件长到脚踝的外套，是某种发亮的、带着涂层的猪肝色布料，带着一顶有穗的褐色天鹅绒帽子，就像是英国电影中邋遢的老学究或者牧师所戴的那种帽子。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点——他们穿戴的衣物都像是从戏服箱子里拿出来的。但仔细看的话，他比她要年长几岁，长着一张发黄的长脸、烟草棕色的下垂的眼睛、杂乱而令人生厌的胡子，残留着几丝曾经的帅气和权势。一种被压制的残暴。他听到口哨就走了过来——似乎半开玩笑半严肃——然后在女人准备付账的时候站到了她身旁，像一只沉默而有自尊的狗或者驴子。

    当时，不列颠哥伦比亚政府向书籍征收销售税。这本书的税金是四分。

    “我不能付这个钱，”她说，“对书征税。我觉得这不合情理。我宁可坐牢。你不觉得？”

    我也这么觉得，但我没法告诉她——就像我告诉其他人那样——书店本身可没法逃开这笔账。

    “我听起来是不是挺吓人的？”她说，“看看政府还能对人们做些什么？就只会夸夸其谈。”

    她把书装进包里，没有付那四分钱，以后买书也从来没有付过税金。

    我给那个公证人讲了他们两个的样子，他立刻就知道我指的是谁。

    “我把他们叫做公爵夫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他说，“我不清楚他们有什么背景，但我觉得他也许是个隐退的恐怖分子。他们在城里走动都推着车，就跟拾荒者似的。”

    我收到一张便条，邀请我周日晚上共进晚餐。署名是夏洛特，没写姓，但措辞和笔迹都很正式。

    我的先生戈迪汗和我将十分荣幸……

    在那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收到类似的邀请，以为万一收到了一定会觉得尴尬而烦恼。可我觉得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