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奴鲁鲁，飞机沿着跑道逐渐减速，垂头丧气地颠簸了几下，拐向草坪，终于砰的一声停了下来，看起来距离海岸只有几码远。机舱里，每个人都在笑。先是静了一下，接着就笑了起来。盖尔自己也在笑。然后，周围嗡嗡地响起了一片互相介绍的声音。盖尔的旁边是拉里和菲莉丝，他们来自斯波坎。

    拉里和菲莉丝是去斐济参加高尔夫左撇子球手大赛的，这架飞机上有很多对夫妻都是为此而来。拉里是左撇子高尔夫球手，菲莉丝是他妻子，一起来观看比赛、为他加油、顺便找点乐子。

    他们坐在飞机上——盖尔，还有那些左撇子高尔夫球手——午餐是装在简易的野餐盒子里端上来的，没有酒，热得要命。驾驶舱里传出了滑稽而令人困惑的广播：“各位乘客，对于飞机发生的故障，我们深感抱歉，飞机没有严重问题，但可能仍需在此地等候一段时间。”菲莉丝头疼得厉害，拉里正用手指按压她的手腕和手掌，看看对治疗头疼有没有用。

    “没什么用，”菲莉丝说，“我现在本来应该和苏西待在新奥尔良呢。”

    拉里说：“小可怜儿。”

    菲莉丝把手拿开的时候，盖尔看到她的钻石戒指光芒闪烁。做人家的太太才有资格戴钻戒和头疼，盖尔心想。她们依旧如此。也只有那些真正成功的才能这样。这些太太都有个发福的丈夫，左撇子打高尔夫，一辈子都对妻子唯唯诺诺。

    最后，那些去悉尼不去斐济的乘客下来转机。他们被乘务人员扔在航站楼，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走、领取行李、出海关，试图找到自己机票所属的航空公司。忽然，岛上某家酒店的欢迎团拥了上来，他们不停地唱着夏威夷歌曲，毛手毛脚地把花环套到那些乘客的脖子上。转机的乘客们好不容易把自己弄到了另一架飞机上，吃吃喝喝睡睡，排队上洗手间，过道里都是垃圾，空姐们都躲在乘务舱里闲聊天，不是说孩子就是说男朋友。然后，明亮的清晨终于乱哄哄地到来了，向下可以远远地看到澳洲黄沙蜿蜒的海岸线。时差错乱，就连那些衣着最考究、打扮最漂亮的乘客现在都面容憔悴、神色倦怠、迟钝麻木，就跟挤了好久客轮统舱似的。就在下飞机之前，他们又受到一次袭击：一群体毛茂盛的男人穿着短裤，拥进机舱到处喷洒杀虫剂。

    “啊，说不定进天堂时也是这样呢，”盖尔想象自己对着威尔说道，“不管你愿不愿意，人们都使劲儿朝你撒花，人人都得头疼和便秘，还得浑身喷杀虫剂除菌。”

    这是她的老习惯，总愿意想出点儿聪明又轻松的话，讲给威尔听。

    威尔离开以后，盖尔觉得自己店里到处都是女人，而且不一定会买衣服。但她并不在乎。就像很久很久以前，还没遇到威尔的时候，女人们都坐在老式扶手椅里喝咖啡，就在盖尔的熨衣板和裁剪桌旁边，在褪了色的蜡染窗帘后面。盖尔像以前一样，开始自己磨咖啡豆。裁缝的假模特身上很快就挂满了珠子，还散布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涂鸦。她们聊着关于男人的故事，通常都是那些已经离开的男人。谎言、不公、冲突，还有那最常见却最恐怖的背叛——让人听到的时候除了浑身发抖地笑，简直别无他法。男人们都要说些蠢话：“真抱歉，我不想再坚守这段婚姻了。”他们还想把车子和家具卖给妻子，那根本就是太太们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得意洋洋雀跃不已，因为他们成功地搞大了一些年轻女孩的肚子，那些姑娘比他们自己的孩子年纪还小。他们残忍又幼稚。除了赶紧放弃他们，你还能怎么做呢？为了荣誉，为了骄傲，也为了保护自己。

    这种乐趣盖尔很快就厌倦了。咖啡喝得太多会让人皮肤暗沉。而且，女人们之间开始暗地里较劲，因为她们中的一个人竟然在报纸私人广告栏刊登了广告。盖尔把“和朋友喝咖啡”换成了“和威尔的妈妈克莉塔喝酒”。奇怪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