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每晚都有脱衣舞表演。周四晚上还有个男脱衣舞表演者。我和房地产公司的同事们会去那里庆祝生日或别的大事。

    农场在1965年以五千元的价格卖掉了。一个从多伦多来的人买下它，也许是为了建个休闲农场，或者纯粹是投资。两年后，他把它租给一个公社。它维持了十来年，其间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去去。他们养山羊，卖羊奶给镇上开的健康食品店。他们在谷仓面对马路的墙上画了一道彩虹。他们在窗户上挂扎染床单，任院子里的长草和野花繁茂。我父母后来终于给房子接了电线，可这些人并不用电。他们选择油灯和烧木柴的炉子，脏衣服都送到镇上洗。人们说，这些人不懂摆弄油灯或柴火，迟早会把整个地方烧掉。但是他们没有。事实上，他们干得不赖。修理了房子和谷仓，辟出一个大园子。甚至给土豆田撒药粉，防止枯死病——尽管我听说这个做法在他们中引起一些争执，导致一些比较刻板的成员退出。实际上，这地方变得比周围留在原先的农户手中的农场要好得多。麦克阿斯特家的儿子在他家农场上做起旧车零件生意。我的弟弟们早已远走高飞。

    我知道这没什么道理，不过我有种感觉，宁愿看到农场完全荒废——宁愿看到它落入流氓和乞丐手中——也不愿看到谷仓上那道彩虹，还有墙上绘制的几排类似埃及文的文字。那像是个嘲讽。我甚至不喜欢看到那些人进城的样子——男人头发梳成辫子，大衣上有破洞，我相信那是故意割出来的。女人留长发，不化妆，一脸恭顺超然的表情。你们知道什么是生活吗，我很想质问他们。你们凭什么觉得可以过来嘲弄我父母，嘲弄他们的生活和贫穷？不过，一想到彩虹和那些字母，我就明白他们其实无意嘲弄或模仿我父母的生活。他们用自己的生活，把我父母的取而代之，几乎都不知道后者的存在。他们在这个地方建立起自己的信仰和习惯。我真希望它们失败。

    结果果然差不离。公社解体了。山羊消失了。女人们有些搬到镇上，剪短头发，化了妆，当起女招待或收银员，抚养她们的孩子。那个多伦多男人给这个地方挂上出售牌，一年后它卖了个比当初他付的十倍还要高的价钱。一对渥太华来的年轻夫妇买下了它。他们把外墙刷成浅灰色，用牡蛎色缀边，开了几扇天窗，装了一扇漂亮的前门，门两侧各安一盏马车灯。他们对内部也进行了彻底改造。人家告诉我，我再也不会认出它了。

    在这一切之前，在房子清空、准备出售的那一年，我确实进去过一次。它由我的公司经手，归另一个经纪人管，不过我有一把钥匙。我是在一个周日下午去的。有个男人陪着我，不是客户，而是一个朋友——博比·马科斯，我那会儿经常和他厮混。

    “这是个嬉皮士的地盘嘛。”我停车的时候，博比·马科斯说，“我以前到过这里。”

    他是个律师，一个天主教徒，与妻子分居。他想要安顿下来，在这里的镇上开业。不过此地已有一个天主教律师，生意清淡。每周总有两回，博比·马科斯晚饭前就喝得酩酊大醉。

    “不止如此。”我说，“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在这里长大。”我们穿过野草，我打开门。

    他说，以前听我的口气，他还以为那是在远得多的地方呢。

    “那会儿它确实显得挺偏远。”

    所有房间都空荡荡的，地板扫干净了。木制家具新近涂了油漆——我吃惊地发现，窗玻璃一尘不染。有些是新玻璃，有些仍是坑坑洼洼的旧玻璃。一些墙面上的墙纸被撕掉，刷了颜色。厨房的一堵墙涂成深蓝色，上面画了一只巨大的鸽子。前厅的一面墙上画了巨大的向日葵，还有一只几乎同样巨大的蝴蝶。

    博比·马科斯吹了声口哨，“还是个艺术家呢。”

    “你要这么说也行啊。”我说着，转身走进厨房。烧柴的炉子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