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的绉绸味道，以及用来擦掉污渍的煤油的味道。

    “一顿可爱的晚饭，”母亲说，“谢谢你，贝瑞尔。谢谢你，弗洛伦斯先生。”

    “我不知道谁还能去干挤奶的活儿了。”父亲说，“我们都已经这么气派地吃过饭啦。”

    “说到钱嘛，”贝瑞尔说——尽管其实没人提这个话题——“介意我问一句吗？你们是怎么处理你们的钱的？我把我那份都用来投资房地产了。加利福尼亚的房地产——你不会亏的。我在想，你们该弄个电炉了，这样你们就不用在大夏天费神点火，或者摆弄那个煤油玩意儿了，不管是哪个吧。”

    车里所有其他人都笑了，甚至包括弗洛伦斯先生。

    “那是个好主意，贝瑞尔。”父亲说，“我们可以用它来搁东西，直到我们通上电为止。”

    “哦，天哪，”贝瑞尔说，“我怎么这么蠢？”

    “而且我们实际上也没钱。”母亲快活地说，好像在继续这个笑话似的。

    贝瑞尔尖锐地说：“你写信说你收到了。你收到了和我一样多的钱。”

    父亲在座位上侧过身子：“你们在说什么钱啊？”他问，“这是什么钱？”

    “从爹地的遗嘱中得的，”贝瑞尔说，“你去年得的嘛。唉，或许我不该多嘴。就算你不得不用它还什么账，那也算是派上了用场，不是吗？没关系的。都是自家人。不是吗？”

    “我们不需要用它来还什么账，”母亲说，“我烧掉它了。”

    然后她说了大约一年前的某天她如何坐卡车进镇，让人把钱装在一个她特地带去的鞋盒里。她把它带回家，丢进炉子里，烧了。

    父亲转回身，脸对着前方的路。

    我能感觉到母亲讲述的时候，贝瑞尔在我身边扭动着。她抽搐着，微微呻吟着，好像强忍着什么难以忍受的痛苦。故事讲到最后，她发出一声震惊、痛苦、愤怒的呻吟。

    “你竟然烧钱！”她说，“你在炉子里烧钱！”

    母亲的声音依然欢快：“你这口气，好像我烧掉的是自己的一个孩子似的。”

    “你烧掉了他们的机会啊。你烧掉了这钱可以给他们带来的一切。”

    “我的孩子们最不需要的就是钱了。我们谁也不需要他的钱。”

    “那是犯罪啊。”贝瑞尔嘶哑地说。她把声音转向前排，“你干吗不管管她？”

    “他不在场，”母亲说，“当时没人。”

    我父亲说：“那是她的钱，贝瑞尔。”

    “都一样，”贝瑞尔说，“那是犯罪。”

    “犯罪是你报警了才算的。”弗洛伦斯先生说。就像那天他说的其他话一样，这引起了一点点惊奇，还有一种特别的感激之情。

    不过感激之情并非发自所有人。

    “别假装这不是你听过的最疯狂的事，”贝瑞尔冲前排吼道，“别假装你没这样想！因为确实如此，而且你确实是这么想的。你和我想得一模一样！”

    父亲不曾站在厨房里，看着母亲把钞票放进火焰。不会有这种事。他甚至不知道它——事情一清二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直到那个星期天下午，在弗洛伦斯先生的克莱斯勒汽车里，在母亲讲给他们所有人听的时候，才知道这事的。那么，我为什么能如此真切地看到那一幕，就像我对博比·马科斯（以及对别人——他并不是第一个）形容的那样呢？我看到父亲站在屋子中央的桌子边——有装刀叉的抽屉、铺着刷洗干净的油布的桌子——桌上搁着那盒钱。母亲正小心地把钞票丢进火里。她一只手用熏黑的钳子拉着炉门盖子。父亲站在旁边，似乎不仅允许她这么做，还在保护她。一幕庄严的景象，但并不疯狂。正在做着对他们而言自然而然、别无选择的事情的两个人。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