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前进，轮到她的时候，她没有选择，只有进去。不过反正也差不多该用洗手间了。

    她尽快出来了。女孩还是不见。没在排队。没在厨房附近晃荡，也没坐在后部的哪个座位上。队列现在比原先短，玛丽·乔可以站在窗边了。她站在那里等着，直发抖，懊悔没带上外套。

    在洗手间里，她没顾上补口红。现在，她对着黑色的窗子映出的脸涂了起来。假设她决定跟什么人说女孩的事——他们会怎么想她？她现在可以跟什么人讲讲的——那个年长些、看起来相当严肃、画着铜色眼妆的空姐，她似乎是领头的，或者那个空中先生，他看起来心不在焉，不过似乎更平易近人。她可以告诉他们女孩的话，女孩的颤抖，可以说说她的怀疑。不过这些有什么用呢？女孩没说任何可以直接引起怀疑的话。她是个爱斯基摩人，十六岁，要跟一个比她大得多、不是她爸爸的男人去夏威夷。十六岁到法定年龄了吗？带一个女孩去夏威夷犯法吗？毕竟，她有可能不止十六岁。看起来当然不止。她或许醉了，在扯谎。或许是他老婆，虽说没戴戒指。他也当然有可能是她的什么亲戚。玛丽·乔现在不管说什么，估计都会被视为一个多管闲事的女人，刚灌过一杯，没准还不止一杯呢。没准会被认为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试图控制那女孩。

    如果要采取什么措施，女孩得自己说点什么。

    不提出要求，就得不到帮助。

    得说出你要什么。

    得开口。

    玛丽·乔慢慢走回座位，一路上注意着女孩有没有行动，有没有坐在别处。她寻找着那个梳着马尾辫的硕大驯服的脑袋。

    哪里都不见。

    不过快回到座位时，她看到女孩已经挪动了。她坐回原来的位置，在男人旁边。他们又要了两杯威士忌。

    或许他趁她起身之后，把女孩拽了回去，强迫她坐在身边。玛丽·乔该让女孩先走的。不过当时能说服她，让她明白吗？女孩真的明白她有意相助吗？

    玛丽·乔站在过道上穿外套。她低头看着那两人，但他们都没看她。她坐下，打开阅读灯又关上。电影已经没人看了。希腊宝宝正在哭闹，做爸爸的抱着他在过道上来回走动。印度小女孩们彼此依偎着，她们的小弟弟在妈妈窄窄的大腿上睡着了。

    斯齐特医生会让玛丽·乔很快就明白过来。有些关心——他让她承认过这点——实属无事生非、自作主张。人们出于自作主张的好心，每每会惹出麻烦，而不是做好事。这次她就差点如此。

    不错。不过他自己总是关心着人们的体内，关心着他们的胸腔内部。要是这女孩心脏有毛病，哪怕她比现在大上二十岁，四十岁，哪怕她的生活根本就是一团糟，等同废物，脑子因为酗酒而荒废近半——就算如此，他也会全力治疗。他会毫无保留，为了这样的拯救或者说拯救的努力而竭尽全力。要是事关真正的心脏，要是事关人们胸膛里血淋淋、怦怦跳、承受重负的心脏。

    斯齐特医生的声音里有种隐隐的悲哀。不仅是他的声音，他的呼吸也是悲哀的。在电话里，还没听到他的声音，你就能感到一种无药可救、平静得体的悲伤从他的呼吸中传来。要是告诉他这个，他会不高兴。不是说他特别希望你觉得他开心，而是他会认为有人断言他很悲伤，这既无意义又过于唐突。

    这种悲伤似乎是恭顺所致。玛丽·乔只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却永远无法理解它。她觉得男人身上有一种恭顺是女人无法理解的。（丽亚对此会作何评论？）问题并不在于他所知道的——那个玛丽·乔能对付——而在于他所逆来顺受的。他令她困惑，压力重重。她以一种困惑、谨慎、永恒不变的爱情爱着这个男人。

    她想到他的时候，脑海中的他总穿着棕色三件套。那是一套老式西装，让他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