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进汽车，一路开回多伦多。她的情人，一个来自加勒比群岛的快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她不曾带他回家），就会评论道，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里，老男人们，尤其是成功的老男人们，几乎个个本质邪恶。他们身上什么也不剩，只有恼怒的自卫和贪婪。戴妮斯也会跟他吵起来。首先，她爸爸不是个老男人，而且骨子里是个好人。

    “我讨厌你那些男性观念和彻头彻尾的男性论点。”她说，然后沉思道，“此外，我也讨厌听到自己说‘男性’这个词。”她明智地避免提及这个事实：要是能在争论中最终取胜，她爸爸就会给她一张支票捐给中心。

    今天，她的决心生了效。她看到诱饵在闪烁，却设法绕过了它，一条聪明的、看起来纯洁无辜的鱼儿，大多数时候都在跟玛歌达谈天，赞美翻新房子的各种细节。劳伦斯是个英俊男人，一脸讽刺，胡髭完全变成灰色，一头柔软、日渐稀疏的灰棕色头发，身材高大，肩膀和肚子都略微松弛。他数次站起，踱到湖边又踱回来，踱到路边又踱回来，深深地叹气，毫不掩饰自己对于这种女性话题的不耐烦。

    最后他终于粗暴地打断玛歌达，对戴妮斯发问。

    “你妈怎样？”

    “很好，”戴妮斯说，“据我所知不错。”

    伊莎贝尔住在遥远的科莫克斯谷，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

    “哦——那山羊农场如何？”

    和伊莎贝尔一起生活的男人是个职业渔夫，当过电视台摄像。他们住在一个小农场上，把土地，或者说土地的一部分，租给一个养山羊的。某次，戴妮斯告诉了劳伦斯这事（她很谨慎，没说那男人比伊莎贝尔小好多，也没提他们的关系时不时变得“不稳”），劳伦斯从此认定伊莎贝尔和她的姘头（他的说法）干着经营山羊农场的营生。他的问法让人想到一种无比艰辛的乡下生活：在泥泞中苦苦对付难以驯服的牲畜，贫穷，某种过时得可怕的理想主义。

    “也不错。”戴妮斯微笑道。

    通常她会争论，会指出他在事实上犯的错误，谴责他歪曲真相，不安好心，恶意讽刺。

    “那一带还有足够的反传统思潮支持人们买山羊奶喝？”

    “我觉着有吧。”

    劳伦斯的嘴唇在胡髭下不耐烦地抽动。她盯住他，保持着心无芥蒂、没心没肺的快乐神情。他嗤笑一声。

    “山羊奶！”他说。

    “这是一则新的内部玩笑吗？”玛歌达说，“我错过了什么？山羊奶？”

    劳伦斯说：“玛歌达，你知道吗，我四十岁生日那回，戴妮斯用飞机带我上天？”

    “其实不是我开的啦。”戴妮斯说。

    “我四十岁生日，1969年。月球登陆那一年。月球登陆实际上比那迟了两天。她听到过我说希望能从一千英尺高空看看这个地方。我从渥太华到多伦多那回已经飞过了，但没看到什么。”

    “我只付了他一个人上去的钱，但到头来我们全都上去了，挤在一架五座飞机里，”戴妮斯说，“价钱不变。”

    “我们全上去了，除了伊莎贝尔。”劳伦斯说，“得有人让出位置，于是她让了。”

    “我让他——让爹地——蒙着眼睛，开车到了飞机场，”戴妮斯告诉玛歌达，“哦，不是蒙着眼睛开车——”他们全都笑了——“是蒙着眼睛坐车，免得他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得让他完全蒙在鼓里。”

    “是妈妈开的车，”劳伦斯说，“我想我蒙着眼睛也能比她开得好点。为什么是她开，而不是伊莎贝尔？”

    “我们不得不坐奶奶的车去。标致车没法装下我们所有人，而我得让所有人都去看你，因为这是我操办的大事，是我的礼物。我真是个糟糕的导演。”

    “我们全都在丽都湖区上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