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我们看到对方时是不是高兴得不得了。我父亲正在冲速溶咖啡，但他一看到我醒来，就放下了咖啡罐，轻轻地打了个口哨。

    我点点头。我走下楼，脚肿得老高，左胳膊都抬不到我脑袋那么高了，胸腔里冰凉。我眼睛的周围可能都是黑圈。

    但道奇的样子更使我吃惊。他脑袋上几乎连一根头发也没有了，瘦了许多，脸上有块红斑，它使我想到风口上的一堆火。我一眼就看出他可能得了一种怪病，正在进行化学治疗。我猜，他可能早已习惯旁人嫌恶的眼神，因为他说：“啊，我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哪儿有病？”

    他比划了一下，意思是说既不是这儿也不是那儿。

    “谢谢你给我打了个电报。”我说。

    “孩子，如果你有别人不会把你怎样的事，你就别讲。”他看上去很虚弱，就是说，他看上去并不精力过人。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不舒服。

    “你在进行化学治疗吗？”

    “几天前就停了。恶心真叫人受不了。”他向前迈了几步，轻轻拥抱了我一下，不太紧，好像怕传染似的。

    “我听到个笑话，”他说，“这家犹太人在医院门厅里等着。医生朝他们走了过来。这小子很有钱，嗓音洪亮，说起话喳喳的，像佬一样。”我父亲有时就像他以前提醒我母亲那样提醒我：根是扎在地狱的厨房里的，你他妈的就是该死。他假充内行的样子总是与众不同，发音时总是随意地把“鸟”发成“佬”。

    他接着讲下去。“‘我给你们带来了，’医生说，‘好消息跟坏消息。坏消息是你父亲得了不治之症。好消息是他的病不是癌症。’那家人异口同声地说，‘谢天谢地。’”

    我们一块笑了起来。等我们重新平静下来，他递给我一杯没喝的咖啡，自己又冲了一杯。“我们也有坏消息。”他说。

    “不治之症？”

    “蒂姆，谁他妈说得准呢？有时，我想一得上我就知道了。如果我真知道病因的话，我可能就会找到治病的方法。告诉你，我恨透了医生开的那些药片。我吃药时又恨我自己。”

    “那你睡眠情况怎么样？”

    “我觉一直很轻。”他说。然后，他点点头。“孩子，我除了半夜三更而外，什么都对付得了。”这句话对他来说可真够文雅的了。他马上闭住嘴。“你出了什么事？”他问道。

    我不知不觉地把路旁那一仗对他讲了一遍。

    “你把那条狗丢在哪儿啦？”他问。

    “埋在院子里。”

    “在你睡觉以前？”

    “是的。”

    “有教养。”

    整个早晨我们都待在厨房里。我煎完几个鸡蛋后，我们试图到起居室坐坐，但帕蒂的家具并不是替老码头工准备的。不一会儿，我们又回到厨房。屋外又是一个灰蒙蒙的天。他通过窗户朝外看，不由得哆嗦起来。

    “你怎么喜欢这个鬼地方？”他说，“就跟爱尔兰冬季的后海岸一样。”

    “不，我喜欢它。”我告诉他。

    “真的？”

    “我是在被踢出埃克塞特后才头一次到这儿来的。想没想起来，咱俩都喝醉了？”

    “那还能忘了吗？”看到他笑了我感到很高兴。

    “那天早晨，你回纽约，我决定到这儿来过夏天。那以前我所说过这个镇子。我一到这儿就不想走了。到这儿一个星期后，有天晚上，我到公路边上一家舞厅去玩。那儿有个长得很漂亮的姑娘，我一直盯着她。但我并没凑上去。她和她自己那帮人在一起，正跳舞呢。我只是在看。快结束时，我鼓足勇气，走下舞池，来到她身旁，直勾勾地瞅着她眼睛，她也看着我。我们俩一起走出门去。操他娘的，跟她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