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德利，”我说，“你看上去很邋遢。”可是，我的话音颤抖起来，使我想表达的意思变弱了许多，我是想让他知道我并不怕那支枪。

    “我刚才，”他说，“埋了个人。”

    天上的云走得很快，淡淡的月光时隐时现。即使这样，我仍能看清楚，他身上沾满了湿漉漉的沙子，就连头发上、眼镜上都是。

    “咱们在防波堤上散散步吧。”他建议说。

    “这很难办到，”我告诉他，“我踢斯都迪时把脚弄伤了。”

    “是的，”沃德利回答说，“他认为是你踢的他，他感到很生气。”

    “我等着他今天来找我。”

    “我们再也不会看见他了。”沃德利说。

    他把枪筒轻轻地摇晃了一下，好像是让我坐在屋里最舒服的那把椅子上。我往前走了几步，他跟在我后面。

    这段路可真不好走。防波堤顺着沙滩、沼泽地和海湾延伸，有一英里多地。防波堤顶部有的地方很平，但有时你不得不跳过四五尺宽的小沟，再不就得挑好道走。天又黑，再加上我身上的伤，我们走得很慢，可他几乎并不介意。在我们身后，商业大街上偶尔有辆小汽车驶过，向转弯处开去，不是到普罗文斯敦酒家就是继续往前开，穿过沼泽地，上了公路。我们沿着防波堤走了几百英尺后，这些车子就离我们很远了，车灯看上去好似海上的船灯，离我们很远，很远。

    潮水还很高，但已经开始退了。防波堤的巨石高出水面八九英尺。脚下是从沼泽地那边涌回来的海水，流经防波堤时发出轰轰的响声。我大脚指头和肩膀一阵阵隐隐作痛，但我只好挺着。如果我的生命就将在这没有尽头的防波堤上结束，那倒没什么，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地方。我仔细听着海鸥那不安的扑打声，对我们这种夜间“散步”不满地叫唤着。在晚间，这种叫声可真够响亮的！我感到似乎能够听到水湾里大叶藻的晃动声和海绵动物在牡蛎壳上吃东西的声音。海浪上下波动使漂浮在水面上的杂物与小浪花轻轻地拍打着防波堤的石头。这是个没有风的夜晚。要是没有十一月的寒气的话，宁静的海面会让人以为现在是盛夏。但不是，这无可争议的是晚秋的夜色！北方的寒冷充满了宁静的夜，它告诉我们，在永恒之中，充满魅力的王国是冰冷而寂静的。

    “累了吗？”他问道。

    “你想一直走到头吗？”

    “是的，”他说，“我事先告诉你一声，过了防波堤，你还得走上半里地的沙滩。”他向左指了指，可能是在防波堤与一英里地远以外的灯塔中间那个地方。灯塔坐落在科德角海滨外滩的末端。那片沙滩上没有人家，也没有正式的路，只有四辆交通工具可并排走的小道。十一月的夜晚，那儿非常静。

    鬼城曾经在那儿兴隆一时。

    “那可够远的了。”我说。

    “看看，你是不是能走完。”他回答说。

    他离我有好几码远，这样就用不着用手端着枪。当我碰到难走的地方(有一两个斜坡因为潮水的流动变得很滑)，他只是站着不动，等着，直到我走了过去，他才肯迈步。

    过了一会儿，我感到情绪又上来了。在这危急关头，车的消息并不重要。我的大脚指头，不管是断了还是没断，似乎能动弹一点儿了，受伤的那条左胳膊上下动几下也不疼了。除此之外，我一点也没感到害怕。尽管我在监狱里对沃德利有了点儿了解，我并没把他放在眼里，我毕竟在被开除那天，看到他哭了，另一方面，我不想做些野蛮的动作以刺激他勾扳机的手指头。年轻时他的确是很危险的。

    走完了一大半路以后，我要求休息一会儿。他点了点头，坐在离我十英尺远的地方。我俩坐得不算太远，可以交谈。现在，他把枪握在手里。就是在这儿，他很快地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