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刻去了联邦航空管理局，德怀特·查宾去了联合航空公司。尼克松政府很显然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反对失控调查的位置上，我觉得他们也在怀疑我们，尼克松，作为一个游说中国的老手，知道几年前那次飞机爆炸的原因，周恩来原本被认为是在那架飞机上的。所以，他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知道怎样破坏一架飞机，而他们并不知道。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可怕的难题，如果飞往芝加哥的五百五十三次航班是为了杀死桃乐丝而被毁坏的，那么她应该早被抓住并且消息全无了，你不会为了杀死一个女人而杀死四十个无辜的人吧，除非她掌握着游戏规则。”

    “你觉得这里谁掌握着游戏规则？”我问。

    他笑了。

    “我总是，”他说，“在尝试着去解决这些问题时问问自己的价值观，它能使我们得到什么？呃，我想，如果目标亨特夫人知道肯尼迪刺杀案的背后主使是谁，我才会采取如此过分的屠杀，并且我也不能让这件事情传出去。又或者，尼克松或基辛格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间谍，而目标人物掌握着证据，再或者，我们的人已经成功打入了联邦储备局。”

    “那联邦储备局和桃乐丝·亨特之间有什么关系？”

    “亲爱的小哈利，请你想象一下一九七二年六月的时候会有什么人在水门办公大楼，联邦储备局在七楼有个办公室，就设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个办事处楼上。你怎么会认为麦科德在窃听民主党人呢？他可以在六楼的天花板上装一个窃听器，麦克德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狂热分子，你知道的，他很有才华。

    “你想想我对这些事情念念不忘了多久，自从桃乐丝的撞机事件后，这么多年来这些事一直在我心里，我也一直试图重回联邦储备局。如果我们中的几个人能够踏进七楼，那我们或许依旧待在那儿。可以想象，如果可以提前得知联邦储备局何时调整利息这一消息，得值好几百万美元呢。”他向前靠了靠，对着我的耳朵轻声说了两个字，“海·霍利斯。”然后他便把他的轮椅转向了我：“我还有很多事要你去做。”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我们会成为最凶猛的野象，许多他需要在里面阅读材料的办公室都被他伪装成没有格栅的，我仍旧有办法拿到他所需要的文件。通过冒用一个又一个死去的人的姓名，我帮一些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监视小说，这已经不像当年那样流行了——这并不是这些中情局高级官员的工作——监视一两部学术作品也是一样，更别提匆匆看完的偶尔登在杂志上的一两条关于共产党威胁论的不公正的消息。这是不是能解释我作为代理人用来应付出版商、作家、专栏编辑，甚至是我并没有帮别人写那么多文章却被好几本书署上假名？当然，我偶尔也会让自己当傀儡，如果一个著名的传教士去了东欧或者莫斯科，之后中间人就会让我去破坏他录好的发言，并把他变成通过爱国杂志《读者文摘》进行说教的美国人，我嘲笑自己出版的作品，这么做是公正的，严肃的作品需要我付出更多。

    事实上，在兰利的时候我就是个半喜剧化的传奇。我从越南回来的这么些年里，起初是按照夏洛特的命令工作的——我亲手写了一部名为《国家的想象》的小说，这是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不朽之作。早些时候，夏洛特和其他人都对这本书抱有极大期望，然而，这项工作却从未真正展开，因为它太伟大了，需要集中漫长的注意力，以至于十多年之后，这个写作计划也没能展开。我在迷惑中陷入了困境，失去了激情，并且有着太多的文学性工作要做。几年之后，我对自己说（我甚至没有告诉基特里奇）我放弃了《国家的想象》，转而去做我想做的文学性工作，这是一部关于我在中情局工作生活的详细回忆录。这本书进展得飞快，我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几天后便可以将它献给曾经的每个星期，这里记载着我的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