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的人还有一个叫作菲利普·索耶的配偶，我用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不想留给威廉·霍尔丁·利比任何线索，关于我的所有信息都是假的，所以我也没什么话要跟洛温塔尔先生说。当我们在大厅见面的时候，只会简单地问候几句。我的房租可以增加他们的生活收入，而我待在这里我的隐私也相对安全。待在屋子里时我经常想，什么时候厌倦了用电炉煮出来的汤，我就可以出去吃顿饭或者去看一场电影。我慢慢地写作，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漫长而痛苦的事。

    书稿的最后一部分已经完成了，但是我的进度真的很慢。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就像悬崖边上的卵石，随时都可能掉落悬崖。莫斯科就像一块闪烁的广告牌一样吸引着我，我找了家旅行社，而且为了去苏联我还专门自学了俄语。最后，我跟洛温塔尔夫妇道别，我告诉他们我要去西雅图，洛温塔尔夫人回答我说：“你会完成你的书，并且会给你的家人看的，是不是？”

    “是的。”我说。

    “希望他们会喜欢。”

    “谢谢，”我说，“我也希望如此。”

    “或许你需要一个出版商。”

    “确实是。”

    “如果你出版了，你给我寄一本过来吧，我会付钱的。我希望你会在寄给我的那本书上签名。”

    “噢，洛温塔尔夫人，”我说，“如果我出版了，我会免费给你邮寄一本的。”

    这样的对话，她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如果那些寻找我的人发现我在布朗克斯的这个藏身处，他们肯定可以从她口中得知我在写些什么东西。

    现在，我身处苏联，我从床上起来，打开旅行袋，开始收拾行李。我把旅行袋里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除了那个装着我写的第一部书稿的档案袋，因为我根本不可能打开它来看。现在是莫斯科时间周日下午四点，对我来说这个时间应该是早上八点，我的时差还没有完全倒过来。我很困，又精疲力竭，我是晚上八点离开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我已经连续八小时没有休息了，又飞了十个小时（还在英国的希思罗机场中转），最后在莫斯科时间下午两点到达莫斯科，纽约时间是早上六点，我的神经已经完全颠倒了。由于现在是纽约时间早上八点，难怪我现在觉得充满活力，经过一夜的休息肯定是充满活力的。但事实是我并没有得到休息，这只是一个假象，所以我需要出去走走。

    我来到外面散步，这是我第一次踏入莫斯科。如果说美国四十年来在电视媒体上宣传共产主义是邪恶的——尽管这样的手段足以让每个人相信共产主义是邪恶的——但我还保有一点自己的见解。共产主义究竟邪不邪恶？如果这个理论真的很邪恶很恐怖，那这个理论为何又能凝聚这么一个庞大的复合体呢？或许那些说共产主义很邪恶的理论，其本身就是邪恶的。

    因此，当我第一次踏上莫斯科的大街时，我觉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感觉自己就像那些在监狱里关了二十年最终被释放的人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和恐惧，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他们所进入的这个世界。例如，他们到商店不知道怎么买一条裤子，因为他们已经二十年没买过裤子了，在监狱里有人直接把裤子发给他们。现在，我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可以做什么，我不确定，没有谁来证明我可不可以走出酒店来到街上。我在大堂里来回徘徊着，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流，没过多久我就浑身不自在。如果我继续待在这里，可能会引起怀疑，所以我鼓起勇气准备冒一次险，走到酒店出口，正准备走出去时，却被一个满脸疑惑的门童看到了——我花了点时间才反应过来，他有可能不知道我是一个已经入住酒店的客人，所以他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无论如何，现在我已经走在街上了。将车停在酒店附近的出租车司机不停地叫喊着我，他们觉得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