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至少可以在这里待一个星期，顺便把我遇到的问题分分类。我心里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几乎没法解决，我只能把它们分分类罢了。

    当我想起了我的生活在一个漫长的夜晚突然终止，正如你所想的，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曾经有一个导演告诉我，当他的一部电影被封杀之后，他和他的摄制组以及演员们是如何生存下去的。他们曾经被迫分开，但他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自己：伯纳德，我必须要重新拍一部满足市场要求的电影，一定要证明给制片人看，那部失败的电影不过是一个意外而已。然后他就马上起床刮胡子，坚定地告诉自己：这部电影已经完了，你已经疯了，你不可以再拍电影了！他告诉我，他是逐字逐句地对着镜子说这些话的。对他来说，虚构的电影比真实生活更加真实。

    难道我和那个导演一样吗？一年以来，我都躲在布朗克斯的一个出租屋里，不敢见任何人。这一年来，我努力地在自己和基特里奇之间筑起一道防护墙，因为一想到她我就会陷入无尽的哀伤。很多时候，一个月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在这一年的日日夜夜，我白天工作，晚上睡觉，周而复始，我好像在纺织一根线，期盼着这根线可以引导着我走出这个山洞。

    偶尔地，沉睡在心底的对她的爱没有任何征兆就苏醒了，我觉得自己快发疯了。越是这种状态，我就越可能犯错，也就越有可能被捕。在布朗克斯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布朗克斯对我来说已经变得不安全了，我必须又一次搬家。

    而且，他们一定还在四处寻找我，这是必然的。我不出现的时间越长，他们就有越长的时间去布置如何抓捕我。他们肯定很疑惑我有没有去莫斯科，我觉得这是多么可笑啊——这是一个身处困境的人在自娱自乐——当我住在布朗克斯的时候，他们却怀疑我在莫斯科，这太可笑了。

    当我把一切问题的思路理清后——尽管我还不能把每一件事都列举出来，我决定去旅行，这是我第一次想去苏联旅行。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去那里，我陷入了矛盾中，我想他们曾经在布朗克斯郡、纽约追捕我却没有抓到，但如果我最后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抓住了那该怎么办呢？我要带上微缩胶卷吗？这个胶卷里有我对所发生事情的自述，如果真发生了那样的事，我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可原谅。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即使我通过了苏联海关的安检，如果苏联当局知道我来了，那我又应该怎么办呢？如果夏洛特已经叛变了，那么我的假名字肯定会被苏联记录在案的，但是这个猜测也只是一个正常人的想法罢了，也有可能不是这样的。过去我一直在为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组织工作，我的思维和常人的并不一样。如此一来，我就想带上我写的书的第一部分的微缩胶卷。我并没有负罪感，但冥冥之中似乎我在循着一条令人疯狂的路走下去。我拿起我的手稿，好像这些手稿是我最重要的寄托一样。我永远也不可能丢弃我写的书的第一部分。其实，这个住在步行街的犹太老女人知道我在写一本书，因为我曾经租住在她的房子里。

    “噢，索耶先生，”当我告诉她我要走了的时候，她说，“我会想念你的打字机的声音的。”

    “嗯，我也会想念你和洛温塔尔先生的。”

    洛温塔尔是一个八十岁的关节炎患者，而这个犹太女人是一个七十五岁的糖尿病患者——我们之间并没有接触多少，只是这一年来我们都会简单地问候，能做到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愿上帝保佑他们——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对我来说很无趣，或许我应该深入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我能感觉到和她说话的时候我是一种屈尊的状态，因为对我来说，尊重那些非常节俭的中产阶级是很困难的。当我希望他们对我的过去感兴趣的时候，我又不愿意热情地跟他们讲述，最终我只能用假职业和假名字和他们相处。可能叫我这个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