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鲁大学大三期末，经人介绍后我与基特里奇相识。就在复活节之前，我收到一封电报：过来与我未婚妻会面，复活节期间基特里奇和简·哈罗会待在自留地。

    回到多恩后，我没有及时回到岛上，因为我父亲在几年前由于缺钱劝说他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同意将这个岛卖掉。为什么他的基金需要补充呢，这仍然是家族的一个谜团。在哈勃，意外之财、天灾、侵占，比起性丑闻离儿童更远。我所知道的（仅耳语交谈时提起过）是一片责骂声：“该死的耻辱，居然将自留地卖掉，这怎么可能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的主意呢？”我父亲在那个夏天外出过两周，口风严得如同被政府逮捕的南美独裁者一样。卖不卖自留地我并不太关心，因为我并没有那么热爱它。第二年夏天，我就在南安普顿和我母亲度过，每天和一群我并不喜欢的有钱的新朋友一起喝酒，整个八月都在打网球。我逐渐意识到，我即将失去缅因山上温暖的午后了。

    我收到了回多恩岛的命令，这样就有更多的机会去看望夏洛特了。我就像一个女孩子，爱上了一个即将上战场的男人，即使他三五年不回来也无关紧要，这个女孩也不会出去和别人约会，她甚至连其他男孩的电话都不接。

    我喜欢上了中情局，我就是那一类可以放弃全部生活来专注情报工作的人（这类人少之又少）。我开始疯狂地阅读间谍小说，一目十行地浏览着斯基特文，参加耶鲁外交政策论坛，研究列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电报，我很想了解敌人的真面貌，我处处避开有关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争论，这些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艾伦·杜勒斯是我的领导者，我会成为对抗魔鬼战争中的一名优秀骑兵。我仔细研读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的著作，在新湾港的冬天沉思西方世界即将到来的衰落，以及如何防止这种衰落的发生。一切安排妥当后，我给夏洛特发了封电报告诉他：我已在路上。署名为“安喜登”（这个名字出自毛姆的间谍小说人物）。我开着一辆一九四九年的道奇双门轿车从新湾港直达荒漠后方，在那里我亲身体会到了无家可归的感受。

    我不知道我能否描述这个地方的变化，我需要给《地理学家》杂志增加一个“废墟中的财富”栏目：哈伯德的后代留下了他们的地质层。我们曾经居住的地方长满了橡树，我们的露营地里有一张古朴典雅的橡树桌子，这是从多恩·哈伯德那里流落到我们手上的（他也给我们留了许多关于瞭望塔的手稿，这个瞭望塔有一百英尺高，曾打算建在这个岛的最南边）。沿着墙，可以看到许多装在相框里的照片，这些相片上沾着一些污点，相框的玻璃已经有了裂缝，相片上的橡树高大挺拔，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这些橡树就有这么高大了。墙上有好几幅彩色油画，由于时间太长油画都褪色了，有马蒂斯、布拉克、杜菲、杜尚的作品，全都是我母亲收藏的，即使她永远不再回来了，这些油画仍然保留着。从墙上的其他东西也可以看出这是一栋简陋的避暑别墅，屋子里的小床也是凌乱简陋，粗糙的床垫上铺着陈旧的被褥，木桌上厚厚的油漆层上有指甲的刮痕，见证了酷热而无聊的暑假下午。玻璃窗上结满了蜘蛛网，屋檐下有铺满灰尘的鸟窝，那些没有使用过的房间里还有老鼠的排泄物。这就是我们想住大房子所付出的代价。

    基特里奇的父亲罗德曼·诺尔斯·加德纳和他夫人从我们手上买走自留地后将它打理得很漂亮，基特里奇的父亲，作为一名资深的莎士比亚学者（与来自哈佛的著名的莎士比亚后裔乔治·基特里奇一道），知道关于整个购买计划的所有细节。在转让自留地的过程中，它是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两位新人的，如果基特里奇与休·蒙塔古离婚了，那么基特里奇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拥有这个小岛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回来住在这里的原因——我想通过基特里奇的关系而拥有自留地，而且这一切是来得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