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乐服务大楼里，伯恩斯先生给我们上了关于共产党的理论和实战策略的课，现在八周时间过去了，我已经能够就共产党、共产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契卡秘密警察组织、苏维埃警察和秘密警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了，尽管这么多材料需要很强的记忆力，但我依然有信心，我能够像医学生听讲座一样认真地记录下每一点。在医学领域，也许一个术语的失误就会导致一个病人的无辜伤亡，我们情报人员更加需要谨慎。显然这很不容易，而伯恩斯对我们进行的几乎是填鸭式的教学，整堂课都在讲述他在联邦调查局做反情报工作的事，他还要求我们记下“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十七届委员会，又名防卫委员会，负责保卫苏联中央委员会的安全”这样的词条，对于他的要求，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之前从未在意过这样的要求，但是现在我得尝试重组我的神经系统努力去完成这项任务了。

    除了学习共产党，我们还了解了根据办公室等级传递信息的机器，并学习了如何使用官方语言来写书信。情报局还安排我们学习了如何识别间谍档案内容的真伪，如何辨别其文件夹中包含的资料信息，甚至教会我们如何理解报纸上对这些间谍的报道。当然，当我们成为真正的间谍时，局里也会根据任务的不同给我们创建多种假身份。夏洛特向我透露，他曾经有过八个假名，其中一个是杜斯。在非洲执行任务的时候，杜斯变成了Lt/杜斯，Lt就是非洲的代码；在维也纳用的名字是RQ/杜斯，RQ是代表奥地利；后来，在奥地利工作期间，因为某些原因，他的名字变为了RQ/甘特。全盘接收了局里灌输给我们的信息，我的脑袋也开始酸痛，就像结束了一周古板的试验一样疲惫，感觉到无聊透顶。但是听到伯恩斯讲假名的故事，我又开始恢复精神，心情也大不一样了。我觉得改名字要恰到好处，使之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性格来，比如一个名叫ZJ/雷帕斯的人和一个叫MX/莱特的人就有不同的个性——我的思维看来变得感性了，也许是因为我还是处子之身的缘故吧。但现在的我开始变得有些淫荡，我甚至会对《信件开装》等这类课程产生了兴趣。在所有的课程中，我最喜欢的一门是电话号码快速记忆法，这个方法很神奇，曾经见过的电话号码就像埋藏的财富一样一点一点流进我的脑海里。

    我的年龄还算小，所以那时候对像《信件开装》这样的课程还是很感兴趣的，这门课程教我们如何处理未密封的信件。方法有很多种，比如用茶壶浇点水在封口处，或者用化学棉签蘸取特殊材料封存信封……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开启那用来保守机密的封口，我都感到兴奋不已。我以为偷偷开启信封、听到那微小的开启声只有我一个人感受过，谁知道在我之前早有人体验过这事了。此时导师问全班同学：“你们听说过一个淫荡的舞妓吗？她劈叉以后能一直定在地板上。”听罢，我们都对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惭愧。

    然后就是这门课，为了顺利完成隐蔽任务，我们必须练习快速变装。我们要冲到教室外的走廊，脱下雨衣，将雨衣反过来，在八秒内重现出一件棕色的巴宝莉风衣，而不再是一件蓝色的雨衣。这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连听到别人称呼我们的假名都不习惯，更何况是一眨眼就换了一身装扮。

    为了能够领会要点，我们还得学会一些小魔术。间谍和魔术师还是有些共同点的，难道不是吗？记住电话号码的小策略就让我很不厚道地乐在其中了，当然，最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喜悦可言，因为集中注意力实在是件有压力的事。我们要站在教室前面，一个同事经过我们身边同时小声念出一串电话号码，然后就离开了，另一个同事要从教室另一边走过来说出另一串数字。随着训练难度不断加大，我们已经可以快速准确地记下五串电话号码了。最后，我们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