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间审讯室大约有八平方英尺大小，里面不过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盏亮得刺眼的灯，审讯人说着一口夹杂着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我们的队伍中还有人模仿他的口音。我在农场特训的时候从未见过这些人，后来才知道这些审讯官是机构里的专业演员。眼前的这一切都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真实，足以粉碎一个人的所有希望了。

    审讯官从一个房间来到另一个房间，一个挨一个地审问收押进来的学员，之后留给他们的就是无休止的寂静了。面对着这屏气凝神的审讯，盯着这寂静的白墙，我开始误以为此时依然是漫漫黑夜。我忽然想起我编的故事是有些不自然的，而在审讯过程中，这故事几乎是重头戏啊。由此我发现，对一个演员来说，他扮演的角色比他的真实生活更加生动。之前我为什么没有意识到好好准备的重要性呢？以前我没能好好规划生活，此刻它出现的每个细节都成了额外的负担，而我也只能依靠意志力回想起那么一点点了，相反，我提前计划好的每个项目都在我眼前重现。我编的故事中设定好的场景是：我是“二战”后的莱比锡城附近曼纳伯格一所职业学校的学员，我能想象出从学校窗户飘进来的阵阵恶臭——臭味来自那些烧焦的人和老鼠的尸体，还有成堆的垃圾和碎石。当提到在那里的学习时，我的声音听起来让我很满意。

    “曼纳伯格的那所学校叫什么名字？”我的审讯人问道。他穿着一件德国警察的黑色制服，手里拿着一捆文件，他一直阴沉着脸，头发和胡须乌黑油亮，这几乎让我都认不出来他是不是德国人了，直到我想起纳粹党人鲁道夫·赫斯也有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和一张阴沉的脸。

    “莱比锡中央车站迪埃舒尔，”我回答，“是我的学校。”

    “你在那里学什么专业？”

    “铁路贸易。”

    “毕业了吗？”

    “嗯，毕业了，先生。”

    “维尔纳，你都是怎么去上学的？”

    “我步行。”

    “每天你都从家里步行到学校吗？”

    “是的，先生。”

    “还记得路线吗？”

    “嗯，记得，先生。”

    “说说你走过的街道的名字吧。”

    我将街道的名字如数背了出来。不是我头脑中的地图十分清晰，而是我仔细看过战后不久拍摄的那些照片，因此知道那些街道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的。

    “根据你的路线来看，赫尔·弗拉格，你肯定是要经过邵恩海特大道了？”

    “嗯，没错，先生。”

    “那你给我描述一下邵恩海特大道。”

    在我开口之前，我眼前已经浮现出邵恩海特大道的样子：“它是曼纳伯格很宏伟的一条大道，两个不同方向的车道中间是长满草的小岛。”

    “描述一下那个小岛。”

    “它上面种着树。”

    “什么种类的树？”

    “我不知道这树的名字。”

    “这些树都被砍了吗？”

    “是的，先生。”

    “为什么？”

    “我不清楚。”

    “邵恩海特大道上有几个交通信号灯？”

    “可能有两个吧。”

    “两个？”

    “是的，先生。”

    “哪个信号灯旁的树被砍了？”

    “在我去学校路上的第二个。”

    “树是哪一年被砍的？”

    “我不记得了。”

    “你再想想，维尔纳。”

    “在我一九四九年毕业之前被砍的。”

    “你的意思是那树是在一九四七或者一九四九年被砍的是吗？”

    “应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