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斯·巴特勒驾驶一辆吉普车来霍夫机场接我。我将再一次和四个队友合住了，迪克斯就是其中一位。我们的公寓坐落在库达姆大街几个街区之外的地方，是一栋六层楼高的建筑物，我们住在四楼，这座建筑物是这条街上唯一的住宅楼了。在楼梯井里，精致的模具里装满了破裂的石膏像。更高的平台上是石膏板贴砌成的墙面，地上铺设着拼花地板，这和我对柏林的第一印象出奇地相似：灰尘扑扑、沉重、半新不旧、灰暗、压抑，还透露出几分意料之外的淫靡。街道的每一个角落，随时都可能有歹徒出没，虽然街道上闪烁着霓虹灯，在我看来都充斥着堕落与邪恶。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付得起我的正常生理需求（虽然我还没有任何经历），这些天我意识到性的存在，它就像被密封在圆柱体里的恶魔的孩子，迫切地想要冲出来。当我从“老沙基”经过时，我有了一次特别的经历，当我第一眼看到霍夫机场周围拥挤不堪的街道时，我就莫名地产生了性冲动，这里的空气和建筑好像散发着一股催情的气息。从窗口望出去的西柏林全景就仿佛是战时被轰炸的城市新闻影片，这些建筑物有的还在修复或拆除过程中，有的几乎被炸毁了一半。公告板、推土机、起重机、卡车和军用车随处可见。此情此景看起来哪里像战后十年啊，根本就像是战争才刚刚结束。

    我们一路开着车前进，迪克斯·巴特勒一直在东拉西扯。“我很喜欢这儿，”他说，“西柏林人思维特别活跃，纽约人跟他们比起来，根本啥都不是！有一天我在公园的长椅上看德国报纸，一个穿着细条纹西装的家伙正坐在我对面。他用准确的英语对我说：‘看到那里的警察了吗？’我循声望去，是有一个大块头的德国警察。‘我看到了，’我说，‘怎么了，老兄？’这个陌生人答道：‘我敢打赌这个警察解手的时候就跟大象一样！’然后他又重新看起了手中的报纸。哈伯德，这就是柏林，人们能告诉你警察是怎么下蹲的。和他们相比，我们就是在马屎蛋儿里啄虫子的菜鸟！他们之前都是纳粹啊，盖伦少将就是其中之一，他为西德人负责德国联邦调查局的事项，过去他还受过我们的资助呢。”

    “是的，”我说，“我知道。”不就是十年前，我父亲在二十一餐厅吃午饭时提及的那位战后与美国军事情报局签订工作合同的德国将军吗？“嗯，我听说过他。”我说。

    “他还把自己工作合同的事告诉了曾与他在俄国前线一同工作的所有前纳粹分子，”迪克斯·巴特勒说，“这帮家伙中有很多人想抓住这个机会在战后德国找到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毕竟现在人力缺口很大啊。你家里任何在东区的人都能给你提供可靠的信息。不过也无所谓，分析一下社会服务区，你会发现东德共产主义者是位于最高层的，纳粹秘密警察则在最底层。朋友，其实这都是一派胡言，现在我不就正在享受着自己的生活嘛！”

    迪克斯·巴特勒只字未提我的具体工作是什么，我只好一点一点地自己探索。在我刚到柏林的那几天里，我整天忙于为我的工作作资格认证，假名为VQ/StARtER。我有大量的时间待在这座曾经一派华丽现在却空洞无比的公寓里，这些家具让我觉得压抑。我的床上铺着一张极厚的床垫，摸起来就像地窖的地板一样潮湿。枕头硬得像一根木头，这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普鲁士人的脖子看起来都很僵硬。

    我具体的工作任务最终证实了，有点像办事员，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描述。我在国防部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只要求一天露一次面，确保是否有需要行政处理的文件因为出现差错没有到达我手里。这个地方虽然狭小，但不像华盛顿的办公室那么拥挤，有足够宽敞的空间容纳我那相对宽大的办公桌。不久之后，他们开始擅自占用我的空间，然后到了第二周，不仅是我的抽屉，就连桌面都被他们占用了。尽管提前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