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过，中央情报局的人来这里的国务院办公室或国防部办公室工作会引发不满，但我仍然对这样令人恼火的行为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在第二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决定清理我办公桌上所有未经许可放置的文件了，趁着他们出去吃午饭的时候把它们统统丢进我放在通道里的纸板箱内。当我回来的时候，房间里居然是一片肃静。

    那天下午，一个三人委员会来找我，就目前的情况同我开了二十分钟的短会，然后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将我的办公桌划分成不同的区域。

    我们这个协议可能比其他解决方式的效果好，但这间办公室里的人和我相处起来却没有那么融洽了，不过这也无关紧要。我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工作场所，能够让别人通过电话或邮件联系到我就行了。

    我更多的工作时间是在“市中心”，一间围着一圈带倒刺的电线防护栏的小屋里，这只是情报局众多办公室中的一间。其他办公室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其中包括比尔·哈维长官的家里。他的家是一座水泥房子，外有重兵守卫，沙袋和栅栏一样不少，配备的机关枪的火力能覆盖附近的几条街。这地方就是个堡垒，如果俄国人从东柏林杀过来，这座小小的堡垒也能坚持防守好几个小时。

    我在“市中心”办公室的第一周是在电话旁边度过的，我期望着从看门人、酒吧老板、服务员领班和高级宾馆服务员那里获取监控报告。刚开始时，还没有同事帮助我快速适应工作，但没过多久我就认识了很多同事，并开始了真正的间谍工作，那段时间还是很有意思的。布里斯托尔、凯宾斯基或者艾姆卓酒店的看门人会告诉我他们掌握的信息，我要求他监视了四个人，卡尔·茨威格就是其中一个，他告诉我卡尔·茨威格从他的奔驰车里出来去了二三二房间。当我下午再次给这个看门人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二三二房间住客的名字，这太刺激了！我感觉自己也变成冷战中的一分子了！

    在那几天，每天我都要依据名单挨个给领班或看门人打两次电话询问各种信息，时间一长，我的热情逐渐开始冷却，也没了兴趣去猜测卡尔·茨威格、戈特弗里德、贡特尔或者约翰娜到底是东德人还是西德人，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如果服务生无意中听到重要的对话，我就必须发简报到相关部门，他们就会派另一个比我有经验的情报员去询问服务生，我甚至不知道这样的询问是该边喝酒边进行呢，还是该去藏身房。我听说迪克斯·巴特勒就是做这种工作的人。那时候，我的新愿望就是挂掉所有的电话，走出这间房子，做个在大街上自由自在的路人。

    我与电话相伴了十天，忽然一个电话通知我去VQ/GIBLEtS向FLORENCE作报告。当时我已经耳闻VQ/GIBLEtS多次了，知道它就是比尔·哈维的住所（一座水泥房子）。我的同事打电话告诉我说，哈维把他这座防卫森严的房子想成小型的直布罗陀，FLORENCE就是“C.G.”——这是哈维新妻子的名字：Clara Grace Follich。

    “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问。

    “呃，你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啊，”他说，“C.G.迟早会对基地的新面孔做出行动的，你等着看吧。”

    我很快就全面了解了这些事情，C.G.曾是美国妇女军团的一名少校和特鲁司哥特上将的行政助理。她如今嫁人了，也算半隐退了，目前只负责维护和打理藏身房。那天做完报告后我和她一起去柏林，我们坐的是一辆低调的厢式货车，车身没有任何显著的标志或旗帜。我带着毛巾、床单、卫生纸和清洁剂，加上啤酒、红酒、面包、香肠、雪茄和成箱的香烟，我把这些东西统统搬上楼，从老电梯哐啷哐啷直响的门里进进出出好几趟，我拿出弄脏的毛巾和床单（把剩余的食物、垃圾和空瓶留给女仆）。在众多房间中有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