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是藏身房，其中三间既崭新又整洁，剩下那四间跟我父亲带我去的华盛顿那间藏身屋一样破旧不堪。

    C.G.是一个不太多说话的女人，但你不会怀疑她的脑子是否在运转，她很擅长将每间藏身屋里的东西列出清单来。我还注意到，她在进门前总会先与众不同地敲敲门，大概是为了提醒里面可能正在盘问间谍的情报官员。然而，她的敲门声基本上都没有回应。尽管七间藏身屋都空空如也，她依然一一敲门检查。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当我们歇下来的时候她说，“很多藏身房都是空置的。”

    “嗯，是的。”

    “当我们需要它们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很需要。”

    “是的。”

    “哈伯德，你今天没有看到任何服务生吧？”

    “嗯，没有。”

    “如果你看到了，你就会发现他们不是一群年轻人，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呃，如果我们的人必须要藏身几天的话，遇上年轻的女服务生，他可能就会与这些女服务生展开恋爱关系。”

    “能说详细点吗？”

    “呃，好吧。假设有一个克格勃的间谍，是个训练有素的调情高手，他可以骗过这些女服务员，从而获取进入藏身房的机会。”

    “不管你承不承认，”她说，“你是这群新人里面一开始就很懂行的学员。”

    “呃，我觉得自己懂得确实比一般人略多一些，”我说，“我父亲以前是战略情报局的。”

    “哈伯德？你父亲不会是卡尔·哈伯德吧？”

    “是的。”

    “我丈夫认识你父亲。”

    “我父亲很尊重您的丈夫。”我一直想知道父亲究竟有没有发出那封信，但我觉得他应该已经发了，因为她刚刚说“你父亲不会是卡尔·哈伯德吧？”这句话的口气略有深意。

    “我打算和我丈夫说一下你的情况。”她说。

    又过了一周，我没有收到任何电话叫我去见比尔·哈维，但好在我的工作变得有趣多了，一个新同事也从华盛顿调了过来，尽管我只比他早来两个礼拜，但我比他年长，所以他很快就接替了我的工作，我则转移到代理运输部。在那里我负责记录共产党官员的行踪，比如谁来了波兰、谁去了捷克斯洛伐克、谁穿梭于东德与东柏林之间。这其中也包括了收取我方间谍的报告，并绘制出在东德的观察员分布的网络图：出租车司机、各个街头的报摊商贩、东德警察、东柏林酒店服务生，甚至是东柏林著名妓院里的男侍应。一九五六年，那时候还没有柏林墙，所以东柏林的官员常常会夜里冒险穿越西柏林。

    这些网络都不是我能控制的，任何新来的间谍都不在我的职权范围内，我甚至都不确定我们收集的信息会不会汇集到华盛顿的文献室，也不知道我们在西柏林的人是否已经执行新的行动。

    最终那个电话打了进来，VQ/BOZO想要见我，他就是比尔·哈维。VQ/BOZO这个假名和VQ/GIBLEtS-1、VQ/COLt都是同一个人，假名会根据你和他见面地点的变化而变化。VQ/GIBLEtS-1是他家里的秘密办公室，VQ/BOZO是他在库达姆大街外主要的办公室，VQ/COLt则是他家后面的回车道。他曾经有过自己的网球场，这条回车道当时就是为各种车辆掉头而建的。如果这个假名是VQ/COLt的话，你就得做好准备随着吉普车上下颠簸然后再跳入比尔·哈维驾驶的凯迪拉克中，当然，这种情况通常很少发生。我听说过我有同事被VQ/COLt召唤到网球场，从吉普车里出来跳进了哈维的凯迪拉克里面，然后等了四十五分钟才见到哈维从GIBLEtS一路散步过来。

    今天是在BOZO见面，他的主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