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周结束前，我把我的工作都交给了那个新来的接替者，他做起我的旧工作来得心应手，甚至比我做得还出色，因为他的德语比我说得好。每天早上我都认真地去练枪，并开始相信我也可能成为一名不错的射手。我想象过当比尔·哈维先生中了埋伏后能在我精妙的枪法的掩护下成功逃生。

    周一早上九点，我准时来到基地长官的办公室，为我的工作待命，但那天我并没有跳车到他的黑色凯迪拉克上，一整天也没有接到任何电话。我待在我的新办公桌前，桌上没有任何文件，就和我在国防部的第一张办公桌一样。第二次见到哈维就是在周二的下午了，当他经过走廊时看到我，似乎有点不高兴地嘟哝着：“我们究竟该拿你怎么办？”然后又快速向前走开了。周三，我根本就没见到他。我打电话跟我的接替人讲解东柏林的网络结构，我真是再也不想提到“市中心”了！

    周四下午，哈维先生快步走了过来，刚一见到我就摆动手掌示意让我跟他走，我就坐在了凯迪拉克的后座上——坐到他的身旁，我都没有时间拿上我的大衣，二月的天气依旧很冷，特别是我还得从车里出来陪他走到另一间办公室里。

    他对国务院有着深仇大恨，所以他抓住每个机会在西柏林各处扩展基地职能。然而我们在领事馆还是有属于自己的坚实后盾的，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员工还在那里工作，我们大量的行政工作也得到了顺利完成。他给国务院取代号为“乌克兰”来表达对它的蔑视，“告诉我掌管军需品采购的那个浑蛋是谁？”

    “弗格森。”一个助理说。

    “你去告诉弗格森继续执行录音指令。”

    除了“乌克兰”，我们还有很多代号，比如“市中心”、BOZO、GIBLEtS、藏身房，以及英式花园外的一家我们称之为CRUMPEtS的翻译机构，还有一个是在霍夫机场外靠近海关的仓库里，叫作SIVEt。我和哈维还要去参观许多子公司，以及进出口银行的一切业务。跟着哈维长官让我感觉很像陪着巴顿将军，我父亲告诉过我，巴顿将军曾开着他的吉普车在周边巡查来鼓舞士气。有次巴顿将军视察一家战地医院，有个士兵装病逃跑，巴顿便毫不留情地扇了他一耳光，这个士兵小声的抱怨使得巴顿意识到士兵思想上有问题，这会影响到三军的军心。“巴顿有强烈的直觉，他肯定会根据直觉采取行动的。”我父亲说。

    哈维总是能挑出办公室里不当的细节，或许是一台坏掉的电缆机、一台电话接线机、一位不合适的秘书，又或者是一个准备辞职的部门管理人，哈维都会看在眼里。“我希望你可以在柏林再工作两年，”他会这么对部门管理人说，“我们需要你。”并会在他打算离开的时候给他放一个下午的假。他会用脚踢一踢电缆机，有时候这么一踢，它就又重新启动了。他会路过走廊上八个年轻人的办公桌，停在其中一张桌子前，拿起一封刚刚发来的电报，点点头说：“这个行动将会在几天内升温，要留心注意点。”然后再继续往前走。他简直就是上帝啊，如果上帝不是这么膀大腰圆、眼神犀利的话！他喝水的时候就像鱼儿饮水，而且几乎都不睡觉。

    我好一会儿才意识到他的善良也通常就是他的邪恶，他不是很有效率，如果不能本能地决定一件事情的话，他可能就永远决定不了。有一天在凯迪拉克里，他对我说：“当我叫你加入我们的时候，我有份工作要给你的，但现在我已经忘了。”他盯着我，小心地眨着眼睛，然后说：“噢，对了，是KU/CLOAKROOM。”

    “KU/CLOAKROOM？”

    “很简单，它困扰我很久了，我需要一个聪明的年轻人来帮我弄清楚。”他举起手，看着满脸困惑的我。

    “让我来告诉你吧！”他说。

    第一次同他乘车我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