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比尔·哈维先生依赖的不仅是我的手枪火力，司机在前排底座里有一把猎枪，他旁边的保镖手里有把汤普森冲锋枪。我不止一次听说过哈维选择把汤普森冲锋枪是因为它的近射程。“这些是我从联邦调查局留下的一部分。”他告诉我。现在可能是他说了太多从旁处听来的话，哈维便按下了按钮升起了前座后的玻璃隔离板，然后小声低语说：“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安全问题，我准备把你放到前线去工作。”

    “好极了！”我说。

    “只是追踪文件，”他说，“这个是概要，一个叫沃尔夫冈的柏林人，学生，波希米亚人，小人物一个，几年前组织了一些街头混混向波恩的苏联大使馆扔了几块石头，造成了电线检修。我们怀疑从那以后沃尔夫冈被聘用为双重间谍了。”

    “被东德聘用吗，还是被克格勃聘用？”

    “可能是东德吧。我们员工名单上一半的德国佬也同时在社会服务处工作。想简单点，没什么的，他们一半的德国人也是在为我们工作的，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你想试着去查清他们所有的故事，付出的代价要远比信息本身的价值更大啊。”

    “我知道了，先生。”我当时脑子里想的都是过去的几个礼拜里我一直在做的工作。

    “他们就像昆虫一样，”他说，“相安无事的时期，他们到处觅食，这没什么看头。但是如果一群昆虫成群结队地活动，你怎么看？”

    “风暴要来了吗？”

    “嗯，你说得没错，孩子。一场大的军事风波就要来了，如果俄国人决心要把我们从西柏林揪出来，我们是会提前知道的，这就是小人物为大事件带来的影响。”他往前移了移，从冰桶里拿出了一个调酒器，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马提尼。我无法不注视他拿杯子的方式，他的手腕巧妙地避开了每一次碰撞可能引起的波动，杯子里的鸡尾酒竟然没有洒出一滴来。

    “好吧，”他说，“我们和沃尔夫冈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也会不定期地向我们汇报，小人物嘛。我晚上总是听过沃尔夫冈的汇报才去上床睡觉。VQ/CAtER正是我们对安全问题反应最灵敏的部门，我甚至都不允许那里的工作人员做任何奇怪的事情。”

    “奇怪的事情？”

    “都是一群傻瓜。他们有时候看起来对安全问题很敏感，实则是在做过于冒险的事。如果有人熬了一夜，那肯定是在准备第二天早上要交的详细工作报告。嗯，你可以用上官僚机构的一条规律：对于那些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你越是担心它发生，它越有可能发生。我们有个年轻人是个同性恋，他来找我们跟我们承认了他和一个德国佬发生了性关系，那个德国佬就叫弗朗兹。弗朗兹是个相貌平平且又瘦又黑的年轻人，这个描述便把目标锁定在了我们四百名间谍中，包括东柏林和西柏林的间谍，以及未知的双重间谍，我们收集了这四百人中大多数人的照片，为了让那位懦弱的男孩子指认出来，我们需要他回来工作。他是个专家，我们不能失去他。他随后又向我们坦白了一些，‘是的，’他对我们说，‘弗朗兹确实询问了我从事的工作，当然我什么都没有告诉他，但是他想知道我的工作是否和VQ/CAtER有关！然后，弗朗兹和他说这些没事的，他有美国的官方许可，他也和美国人工作！’”

    他郑重地喝了一口马提尼，“你最好相信，我们总是派专家做苦差事，专家也许已经审核对照了三百张照片才把目标锁定在沃尔夫冈身上。沃尔夫冈就是弗朗兹！于是，我们仔细搜寻阅读了他的资料，但都没有他最近的消息。沃尔夫冈过去就是个活跃的小混混，现在我们所有的只是一些还没付清的单据，因为他把这些账单从汉堡寄来，而不是柏林。后来就发生了那种你总是会害怕的行政管理噩梦：我们的文件积攒得越来越快，以至于我们用完了分配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