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发来发去，我终于可以通知比尔·哈维，KU/CLOAKROOM已经变成了KU/ROPES了。现在我们必须决定是等待另外七十二小时来获得下一次假名的转变呢，还是给高级控制部的人施加压力。比尔·哈维让我等待。三天后，我上报哈维：DN/FRAGEMt派遣我们去韩国。

    “这会耗费我们两周的时间。”他说。

    “我有办法给高级控制部一个打击。”我提议，其实我已经想到了应付该项提议的方法。

    “不行，我要好好研究一下，先给DN/FRAGEMt提个申请，弄明白我们这两周时间都要做些什么。”他说。

    事实确实是这样的，还有许多事要去做。在开始的几天，我作为比尔·哈维的助手只不过是来等他进入布莱基一号（我们的凯迪拉克防弹车），然后我的工作就扩展到手写记录、各办公室领导间的沟通，以及检查东西柏林重要酒店房间废纸篓里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由女服务员送来的。我还要对特殊的运营成本暗中记账，处理其他情报机构官员送来的支出账单，这些账单都是些写着代号的便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已经熟练掌握了这些业务。我的时间有限，但是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我可以不用密切关注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有一点我注意到了，我们拥有一家大规模的工厂，占据东西柏林的三百四十一平方英里土地。各种信息如同原材料一样涌入，在我们的情报商店和工厂里加工，作为产品通过电报和袋子输送到倒影池和其他华盛顿的相关部门。我如同监督人办公室的文员一样，可吹嘘自己的桌子离老板很近，但这没有任何好处。比尔·哈维与我遇到的任何人一样工作勤奋，尤其像夏洛特，甚至还认为睡觉都会打断各种正经事。白天，他会检查数百个前一天从科恩机场来的货物。他不懂德语，所以我们派了一批翻译给他，这批翻译都得夜以继日地在CRUMPEtS工作来计数小零件、卡宾枪，比尔·哈维会认真地弄清楚航班出发和到达的时间、地点以及货物总量；他能看懂德语的“纸箱”、“盒子”、“集装箱”以及不在清单目录上的货物，另外他也能看懂“千克”和“立方米”等单位名称，不过，他的德语词汇量仅限这些了，他看不懂从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进入东柏林的各种武器和商品的名称。他分配了一些细目给翻译人员做，其中包括了从小零件到卡宾枪在内的数十种零件类型和数百种小型武器。比尔·哈维编写了一个有数千个数字代号的袖珍小册子，像一本词典那样，他随身带着这个列满各种编号的黑色小册子，但是他很少参考这个册子，因为他早将这些代码熟记于胸了。他开着布莱基车，一边品着马提尼，一边用他短粗的手指指着货物单，翻译人员已经把相应的代码标在货物清单上了。

    有时候，当他想要做些记录时，他就把马提尼放到支架上，抑或递给我，用他那色彩编码笔在各个细目下面画上红色、蓝色、黄色或绿色，这样下次翻过这些页码时，或许苏联在柏林驻扎的各方势力将会同他谈谈，至少我是这样猜测的。他从未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他像裁判员诵读比赛名单一样哼唱着，他的自言自语就像煎锅里的噼啪声一样溅入我的耳朵。“二十六、八十一，这好像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让我来确认一下。”接着马提尼递到我手上，拿出他的黑色本子，“该死，这是斯柯达枪而不是凯里枪，我应该知道二六八一是斯柯达手枪C系列，型号四，那个不是已经停止生产了吗？”他检查了一下，然后对我说，“哈伯德，记录一下。”我一边用我那只空闲的手摸索出我的笔记本和笔，一边用另一只手拿着他的马提尼，他取回他的杯子，一口喝完，把杯子放到支架上说道：“苏联要么毁掉所有斯柯达手枪C系列，型号四，要么重新生产型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