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还有第三种选择：直接准备一场闹剧得了。是闹剧的可能性很大，只装了九十六支斯柯达枪。”他又从调酒器里将自己的酒杯倒满马提尼，“把它放到仓库去。”他对我说。

    那是他在GIBLEtS的办公室外另一个非常大的密室，和单人牢房差不多大，四边由软木覆盖，做成一个四周合围的公告板，他在上面钉上每一个暂无答案的问题。有时候，他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在密室里来回走动，思考着那些难题，他简直和难题住在一起了。

    我的白天基本上都是与各种参数为伴。我的办公桌挨着比尔·哈维先生在GIBLEtS和商业区的办公室，我和他一起出行，一起搜集我工作所需的资料，如果我能猜到他何时准备快马加鞭的话，我就会加速处理这些资料，并把它们放进文件夹和文件袋中（这个词他喜欢用在我的公文包上），有时候我还得跟在他屁股后面在一个又一个走廊里奋力奔跑。我们上了布莱基这辆车，军用风格，由专职司机驾驶，卫士坐在副驾驶位，我坐在第二副驾驶位，长官坐在我身边，如果他不是在打无线电话，也没有看资料文件的话，他就会和我聊天。

    我曾经鼓起勇气告诉他我跟每一个我认识的机构领导都讲过的故事，但是我没有提到杜勒斯、夏洛特、迪克斯以及我的父亲，比尔·哈维先生并没要求我具体说，只是回了一句：“这是人的生理适应性。”

    “长官，你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没有称呼他为“先生”。

    “意思就是，在特殊军队里分配那些任务给孩子是不近人情的。年轻人很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没有人愿意告诉他们。确认一个报童是值得信任的或许要花二十年，这还是在美国，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来自耶稣的国家，而在苏联或德国二十分钟就可以让一个新手明白什么都不值得信任。这就是我们在许多障碍面前与克格勃发生冲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每一个厕所里放上厕纸的原因。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防止消息泄露，当然你也不能给自己的大脑太多限制。因此，我们说的都是传奇故事。这也是我们通过一种可接受的形式向你们勾勒画面的方式。”

    “即使这些故事是编造的？”

    “你说对了。其实，我们都倾向于过多地谈论。我有个亲戚是个酒鬼，你永远不要接触这种人，若非得接触一年也不要超过两次，他崩溃的时候，一定是酗酒的原因。这就是生理适应性。如果任其发展的话，事情就会越来越糟糕。我想机构里有人有时候会在酒桌上泄露秘密，但这未免不是一件好事。”

    “这是真的吗？”

    “不。但是我们生活在两种系统中，智力和生理。智力上我可以通过允许的事情，但生理上我们却要为此承受压力，”他微微点了点头，确认他说的话是对的，“当然，在我们的头目中也有很明显的体现。安格尔顿是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赫尔姆斯也是，杜勒斯长官的话也很少，但休·蒙塔古的话就太多了。”

    “你把自己归到哪一类中？”

    “沉默寡言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在夏天的两周爱说话。”他使了个眼色。

    我怀疑这是哈维要告诉我关于VQ/CAtER的前兆。也许他早已发现了每天挨着我工作而不去吹嘘他那了不起的成就非常困难，而且我的确也很想知道他的那些成就。但是我的存在确实妨碍了哈维和别人在电话里谈论与CAtER有关的话题，所以也许有一天我会重新得到一个假名，就叫VQ/BOZO III-a吧，把我分配到最高级别的保密处做助理。

    到达那个地道还需要一周的时间。正如我猜测的，比尔·哈维晚上出去拜访，经常与军界名人、四星上将、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一起，比尔·哈维一点儿也不费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