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就会思考两个问题：‘到底是谁做的？’‘什么时候做的？’当我们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可怕。我们明明已经封锁了所有信息啊，明明所有的间谍、反间谍以及反情报人员都被我们严加控制了呀。但是，我们依然要从这一片狼藉中找出一点蛛丝马迹来。确实，我们有了备选项：这次行动的巨大规模的确有可能令安全问题出现漏洞；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战略安全委员会工作的人可以通过我们的技术人员获取信息。反间谍活动人员研究这些可能性是希望不要再面对更可怕的对象，因为我们的下一步猜想会更加复杂：这是军情六处的间谍吗，还是西德情报局的间谍呢，又或者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如果这所有的线索都要追踪的话，恐怕那些分析家们会花上个好几年的工夫了，到头来得到的结果可能只是一些真相已经浮出水面一半的可疑点，但这些可疑点都是和当今那些可靠军官有关的。因此，‘到底是谁做的’，成了一个噩梦般的问题。

    “‘什么时候做的？’这个问题就更恐怖了，它直接引出了一个很可怕的问题：苏联人在开始寻找隧道之前的多长时间就已经知道这条隧道的存在了？如果他们只是提前一周或者一个月知道的话，还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们故意传递给我们的任何错误信息都只是他们在匆忙之际发出来的，这样我们就能够忽视上周或者上个月我们送出去的情报。但是，这条隧道光是建设就花了一年多时间，建成之后投入使用已经长达十一个月十一天。如果苏联人掌握了隧道从最初设计到投入使用的时间段的话，那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来给我们制造大量的虚假信息，苏联人不是最擅长提供假信息的嘛！如此一来，我们被随意摆弄，直至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绝境。而且苏联流亡海外的翻译工作者们手上的材料花费两年也不见得能翻译完，他们如此努力地工作，而我们还不知道这样的信息是不是真实可靠。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确定他们给我们错误情报的时间，那么我们还可能知道苏联人到底想让我们相信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掌握全局的情况，然后做出自己的预测了。”

    “拜托，蒙塔古先生，”杜勒斯说，“你又把事情说得过于严重了。”

    “呃，好吧，这只是我的观点。”

    “噢，亲爱的，”杜勒斯说，“你知道，我希望看到事物更光明的一面，各大报纸杂志就做得很好啊。《时代》周刊称它为‘神奇的隧道’，《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则称它为‘爱的隧道’。”

    在座的有些人开始笑起来了，杜勒斯也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哈哈哈……”他的笑声停止之后，他伸手到衬衫的口袋里面拿出一份剪报，说道：“我给你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从纽约《先驱论坛报》上截取的，我今天早上刚把这则评论发给了总统——‘这是一次异常大胆的冒险。如果这个隧道是由美国情报方的力量挖的话——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猜测。’”杜勒斯主席努力控制自己的笑声，接着读出了报社记者发自内心的赞扬：“‘这个隧道肯定是一个胆大心细的完美诠释，很少有其他情报项目比这个更巧妙更困难了。’”在一片闹腾声中，他把剪报收了起来。

    “这条隧道的费用是多少？”杜勒斯问，“这么多的信息也真是够让人头疼的了。现在，我们自己的事，疑心的事依然不断，但是，在德国，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我们都已经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蒙塔古先生，我们现在正在争取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事实是东德的所有人都为我们的这条隧道而高兴，即使是苏联的那些爪牙、小人物也一样。为什么，我的老天啊，几乎一半的东德人民都会越过格里尼克桥来到西德，这个现象让苏联人也不得不抓住商机在格里尼克桥所在地点开起了小吃店。”

    此时，台下长官们的反应模糊不清，声音也参差不齐，有些人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