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我应该野炊一回来就给霍华德打电话的，但是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奇怪又叛逆的状态中。我不希望周日晚上的最后几个小时是在被盘问中度过，所以，我选择了给基特里奇写信，就好像我期盼着能在这个过程中理清我和马萨罗夫之间发生的事。我知道，一旦希尔马·欧梅勒仔细看过我的正式报告，然后再发电报递交给苏俄分部时，我与鲍里斯的这份经历就完全变了质，虽然我的做法很不符合职业道德，但我就是想要这份经历完好无损。

    然而，我也是进退两难。“不要相信你们苏俄分部的人。”这句话我一旦写在报告中，就会带来极大的危险，因为现在除了我的个人描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鲍里斯纸条上的言论，我一定会被视为扰乱两国交流的不可信的联络人。也许克格勃本来就是想让我把这句话传达给苏俄分部，以期达到扰乱苏俄分部的目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不提及这张纸条，才是更为谨慎的做法。

    当然，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家咖啡馆有可能安装了摄像头，拍到了鲍里斯递给我一张纸条，我看过之后他就把纸条放进烟灰缸烧毁，之后我们两人都严肃地注视着这一切。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若不向亨特和欧梅勒汇报这件事，而且苏俄分部的确存在一个克格勃卧底的话，那他可能就会看到这份录像，并以此来敲诈我。

    因此，我决定在我的报告中写上马萨罗夫递给我纸条的事，但是我会省略纸条中提到苏俄分部有内鬼的相关内容。如果克格勃的目的是让我们怀疑自己人，那么我不会让他们奸计得逞。虽然保留一部分内容不上报会显得纸条内容太模糊，但我决定冒这个险。

    为什么？就好像有人将粗鲁的手指戳到我的胃里——这个问题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的确，这事怎么能不让人“压力山大”呢？为什么要上报？为什么不报呢？如果这则消息扰乱了苏俄分部，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将在此之前就已经遭受损失了。然而，我知道我不会改变主意，但我今天没打报告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与欧梅勒住得这么近就像和传染病同居一样，而且我还没有准备好面对他谨慎的怀疑。

    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知道我这么做的私人动机是什么。我内心深处的顽固本能让我这样做的。

    现在是周日晚上十点，再不给霍华德打电话就太不合适了。我去了街上，找到一个付费电话。七月十八日的大街上，夜晚安静得如同周二威斯康星州绿湾的午夜。

    “该死的，你去哪儿了？”他一开口就这样的话。

    “与我们的朋友喝酒了。”

    “一直到现在？”

    “坦白说吧，霍华德。七点我回到酒店就准备打电话给你，告诉你我回来了，然后十分钟之后再打给你跟你详细说，但是我拿着电话筒就直接睡着了。”

    “噢，不要这样吧。”

    “你曾经有没有和俄罗斯人比赛喝伏特加？”

    “当然有，并且我赢了。难道你不知道在喝之前喝点橄榄油吗？”

    “嗯，也许我现在就可以喝一点。”

    “好吧。一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不完全肯定。”

    “放屁。”

    “有太多信息了。”

    “现在要开始通宵会议了吗？”

    “我恐怕不能。”

    “那好，明天再说。但是现在你得去大使馆，南希正等着打印录音稿呢。”

    “好的。”

    “待在她身边，及时纠正她的错误。”

    “好的。”

    “我知道这是公开的电报，伙计，但是你得给出一条线索，我们这位朋友究竟想干什么？”

    “比我聪明的人多的是，他们会给出答案的。”

    “你的朋友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