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实用型情报工作”根本就不理想，我们并未到第一现场作业，至少在乌拉圭我们还没有真正涉水。但是，我们的双手也不干净，佩德罗·佩奥内斯的办公室不是就被我们动过手脚了吗，再加上利博塔德的配合，佩奥内斯就更好对乌共分子下套了，这些人的职位比沙威还要高，但照样逃不出佩奥内斯的陷阱。例如，从优秀的乌共官员的卡车里“搜到”了一千克海洛因（这些毒品是从佩奥内斯缉毒队那里获得的）。另一名共产党员因受此事的影响而潜逃，在追捕过程中很粗鲁地袭击了警察，因此也被逮捕了（在争斗过程中，他被一瓶“液体”所伤，恐怕现在已遭毁容，这就是和佩奥内斯的警察作对的下场）。然而，了解他们的人知道他们是被陷害的，但是他们什么也做不了：第一个官员被指控藏有大量毒品而不能获得保释，第二个则是被警察打得连小命都快没了。当然，他们的工作自会有“别人”来料理。

    现在，这些受害者（如果这样可以给他们带来些许安慰的话）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其实这次行动也可以说是由谢尔曼策划的，我现在明白了“燕麦粥”的蛋壳绘画与策划此次行动之间的微妙关系了。亨特授权谢尔曼组织策划——“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让沙威升官。”结果谢尔曼完成得漂亮极了！选好陷害目标是谢尔曼下手的第一步，他认为，扳倒沙威的直接上司是个下下策，我们得让乌共明白，佩奥内斯会是这次行动的执行者，所以乌共就会猜测谁会成为受害者。做到这一步，接下来就容易多了，聪明的谢尔曼选准了绝佳的受害者，这些人的下级也不受人尊重，所以谢尔曼就有机会来个一石二鸟之计。尽管这次破坏行动的确费了不少心思，但用不了多久福特斯就会从中受益。

    此次毒品案中的受害者是个不容置疑的正直官员，可是他的助理沉溺于赌博，因此被这个党派的其他人指控和佩奥内斯是同谋，最后审判还没结束，这个人就辞职了。

    数月后，第二个被捕的人也遭遇了相似的下场，沙威却在我们的帮助下连升四级。

    谢尔曼的计策的关键是保证了我们与佩奥内斯合作的“清洁性”，我们不需要向佩奥内斯交代任何理由，他只是单纯地负责逮捕需要逮捕的人，我们甚至还与他商讨对其他几个乌共官员下手，包括福特斯在内。我们怀疑佩奥内斯的警察局已经混入了乌共间谍，所以保护沙威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也成为佩奥内斯陷害的目标，像其他被陷害的正直共产党官员一样。果然，没过多久，乌共当局就提醒福特斯，佩奥内斯正想方设法陷害他。

    然后福特斯就谈到了对他自身安全的威胁。“我很恨，”他告诉我，“我明明就是共产党的叛徒，现在却要假装成正直的共产党员而接受佩奥内斯的走狗的虐待。也罢，我本来就有罪，受惩罚也是应该的。”

    “你的话很讽刺啊。”

    “我希望你能听出我对你的忠心，而不是讽刺。你能让佩奥内斯远离这具身体吗？”他拍拍他的胸膛说。

    “我们对他的影响力很有限。”我说。

    “真的吗？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

    “我们也试过与他‘建立联系’，但没有成功。”

    “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谁还能比你们给他开的价更高吗？”

    “无论什么原因，佩奥内斯都在追求自己的事业。”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会保护我让我远离那些警察了吗？”

    “我想我们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他笑了，我补充道，“我们会依法行事。”

    最近，沙威越来越怀疑自己在共产党中的快速发展。几个月前，他对我说：“背叛我的同事是一回事，在他们背后开黑枪又是另一回事。”

    但是沙威还是改变了很多：一方面，他已经能够在斜坡上嗅到山峰的味道，这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