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这一点最初是情报局提出的还是摩萨德的要求，还是说双方商讨之后的结果。总之，基特里奇，你那无与伦比的爱人夏洛特忘记了我还有部分的犹太血统，最后还得靠人事部的人提醒他。基特里奇，我竟然是希伯来裔，这事儿还真新奇。

    说到另一个话题，虽然我现在忙于窃听事件，但是我现在怀疑我是不是在乌拉圭。我有自己的私人目的论，我一直都相信我的出生是有目的的，我会努力达到某一个目标，尽管我不知道这个目标具体是什么。48小时里我的脑子一直在“过电影”，最终下定了决心，我一定要接受这份工作，不管别人如何质疑，也不管它是不是会毁掉了我的事业，我都要去以色列，因为我命中注定，就要去以色列。然后突然，我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是命中注定前往以色列。这让我再也无法专注于窃听任务了，不过这也许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虽然我们很谨慎，但窃听事件似乎就要失控了。

    你看，苏俄分部的人最终赢得了这场争论，他们的决定很明显：无论如何至少得有一个人叛变，并一致认为这个人应该选瓦尔科夫。他们都觉得马萨罗夫这个老滑头太顽固，策反他的难度太大。所以驻点就开始商讨如何策反瓦尔科夫。谢尔曼赞同从AV/EMARIA那儿调来几个警察，跟踪瓦尔科夫租来的汽车，迟早他会停在一家咖啡馆吃午餐，到那时候，欧梅勒和格霍冈，再加上谢尔曼甚至还有我，接到警察的通知以后，冲到瓦尔科夫身边，递给他磁带和电话号码，并告诉他“一个人播放”录音带，“我们都是好朋友”之类的。然而这个方法却遭到了希尔马的反对，苏俄分部当然支持他而非我们。他们认为，与瓦尔科夫的会面必须控制人数，人越少越好，我们甚至可以把邮件直接寄到苏联大使馆，但问题是我们怎么保证他本人一定可以收到呢？

    当然，我们一旦把磁带交到他的手中，他们的爱巢就会从此消亡。我提议，把车钥匙交给AV/ALANChE-1（绘画小分队的头头，最值得信赖的孩子），由果哥尔发通知，瓦尔科夫的汽车停在苏联大使馆后面的哪个位置，然后派遣AV/ALANChE-1去试一下车钥匙。不管车门是否能被打开，他都得立即离开，这样我至少可以知道我们能否打开车门。

    妙计！他们采用了我的方法。于是某个周五的下午，我们小试一下，得知瓦尔科夫的车锁还没换，等周末过去后，我们就开始了行动。我们发现，迄今为止，无论瓦尔科夫一周往费利西亚诺·罗德里格斯大道上的别墅去几次，他每周一的午休时间必去幽会（因为录音带里说得很清楚，他周末会陪孩子老婆一起过，但他由衷地厌恶自己的妻子）。所以我们在别墅前门入口处的桌子上安装了线圈，并在旁边装置了磁带录音机，它会自动记下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如果他同意为我们效力的话，那他要做的事就是在空白的纸上写满内容。多亏了希尔马，“所有人都说俄国人做事很完美”。这句话的背后有一个隐藏的意思——瓦尔科夫总赶在齐尼娅之前半小时到达费利西亚诺·罗德里格斯大道上的“爱屋”，为了不让他的司机看见齐尼娅，所以他就把车停在大使馆的后面。齐尼娅通常坐出租车，且在一个街区以外下车，再步行到他们的爱巢。瓦尔科夫提前半个小时到达，通常都是脱干净衣服，像俄国大熊一样饥渴地等着齐尼娅。但她总是故意拖延他，有时候还要让他把衣服穿上，说“我们得公平开始”。很有趣！但重点是，瓦尔科夫独处的那半个小时没有悬念，通常都可以预见他在做什么。

    于是，周一早上，我们的“礼物”放在了“爱屋”大厅门口的桌子上，盖茨比在半街区以外的监视车上蹲点（因为瓦尔科夫、马萨罗夫都不太可能认出他来）。15分钟后，瓦尔科夫出来了，满头大汗，踱步到大街上。他慢慢走着，我们的人一直坐在那里监视他，他经过那辆靠边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