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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我们就像一支合唱队，而我终于理解了这出希腊戏剧。我们不仅是一支对上帝旨意做出正确评判的队伍，而且已经化成一股专属人类的力量，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让命运屈服于我们的意志吧！不久以后，我们将会让供给船和卸货船更加靠近滩头阵地。我一点也不惊讶，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在“推动”这些锈迹斑斑的货船——曙光已在眼前，我们斗志昂扬。

    （晚些时候）

    到了晚上，一切都稍显平静下来。我再次躲在厕所里，写下这些要发给你的日记。但是我办公室里的人很快就会知道我哈伯德并没有紧致的括约肌。如果我每隔几个小时就离开一会儿的事被记录下来的话，那我希望这种强度不要引起他们的疑惑，这自然很好。但是，如果他们误以为我是个必须频繁进厕所的人的话，那我写这篇日志就要付出代价了，这样的话那我宁愿自己从来没有给你写过任何东西。如果当初在农场的时候他们能针对一条原则一而再、再而三地教导我们，那现在也就没有必要做这些笔记了。即使我写了，我也会备感束缚。现在我并不方便透露太多有关我们战情室的人员和他们具体的任务，我把重点放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以及我自己的主观情绪上——我仍然不得不对父亲不正当的伪装行为表示惊奇。他很清楚地知道我这种行为——往轻了说是违背了职业操守，但他仍然鼓励我完成这份日志。同时我也很惊讶自己竟然很听他的话，都是因为我太想亲近他了啊！

    虽然在写日志的这几个小时里，我一直在思考自己是否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滩头阵地指挥部的压力、是否准备好牺牲自己换取伟大的永垂不朽，但是倘若没有这份日志的话，我将无法承受这份压力和动力。而且写日志的风险很小，每一次我写完几页新东西，我都会把它们封在信封里，然后扔进卡尔的保险箱。我推测他一定会每隔几天就打开箱子收集我的日志。不过实际上，这些日志似乎的确触到了个人隐私，我和他从不谈论日志内容。

    亨特刚刚告知了我最新的日程安排。如果天亮之前供给货品能够着陆，并且滩头阵地足够安全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前往迈阿密混入古巴流亡领导之中，然后二十四小时之内我们就会到达滩头阵地。确实，今天早上凌晨那段时间，古巴革命委员会主要成员已经离开了纽约前往奥帕洛卡，他们一下飞机就会立即“安顿”下来——我不会用“监禁”这个词——驻扎在旧空军基地的军营里。他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半生不熟的环境中——一半即将爆发，一半已经凋萎了。我一直以来都无法忍受古巴人歇斯底里的性格，但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很赞成他们的处境的，毕竟，他们是身在迈阿密的郊区，而不是距离他们的家属仅仅十英里之远的危险地带。虽然他们还不能擅自外出，但作为政客，他们还有机会参加各种庆典。我们从各方打听来的消息是，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古巴人自周六的空袭之后，已经进入了休假节庆状态。现在身处迈阿密的每一个古巴流亡者都想要一个机会能加入反抗卡斯特罗的战斗中。但在奥帕洛卡，流亡领导人的情绪却徘徊在战争打响的士气高昂和典型的妄自菲薄的古巴式忧郁中。

    然而，弗兰克·本德代表情报局与这些领导就该问题进行了秘密会谈——这是正义之举。本德，在他数次飞往迈阿密之后，我发现他和亨特或者佛朗迪一直都处不来。作为一个拥有炉火纯青的间谍情报技术的东欧男人，本德有一个他自己坚持的原则——只看结果。他有些秃顶，戴着眼镜，叼着烟，整个人就像根粗糙的玉米棒子；而且几个月来，无论什么时候亨特用附近的电话打给他，当霍华德这边砰的一声挂掉电话时，我都会等到对方同样的崩溃。但现在，他们俩相处得友好多了，本德和六个古巴人待了三天（在酒店的套房），现在又和他们共处一个军营，他真是饱受幽闭恐惧症之苦，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