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苑”，一个漂亮的名字，让人联想到山坡、草地、树林和鹿群。然而美国作家诺曼·梅勒（1923—2007）描写的这座“鹿苑”——与“电影之都”好莱坞相距两百英里的度假胜地沙漠道尔小镇——却是“美德和无邪的吞噬之所”。小说扉页上有这样一段文字：“多少受害者曾深陷其中，当他们回归社会之时，一个个已堕落、放荡，劣迹斑斑，他们在鹿苑邪恶无耻的官员们潜移默化之下，自然学成了这副德性。”这段话引自一本记叙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私生活的书，但作者显然是借用来贬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因而，诺曼·梅勒笔下的“鹿苑”可以看作美国社会的一幅写照。

    是作者继成名作（1948）后的第三部小说，出版于1955年，属于诺曼·梅勒的早期创作。这个时期诺曼·梅勒的小说既不同于五十年代的“垮掉派”，也有别于稍后出现的“黑色幽默”，而是继承了美国二十世纪初以德莱塞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风格上带有“爵士时代”代表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创作特色。这部小说出版后曾遭到冷遇，原因之一就是书中对美国社会丑恶现实的无情暴露让正人君子们脸上难堪。

    五十年代初，冷战的阴云日趋浓厚，麦卡锡主义的反共狂热使标榜民主原则的整个美国蒙羞。共和党把持的参议院设立各种名目的调查委员会，采用法西斯手段对思想左倾或持不同政见的进步人士进行迫害。小说主人公艾特尔就是反民主的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

    艾特尔是一位有才华、有成就的电影导演，就因为他青年时代参与社会活动，在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协助开展募捐活动等，被视为“电影界里的颠覆势力”，受到专门调查。由于对调查委员会持不合作态度，他被认定为“敌意证人”，随之失去了在好莱坞的工作。他虽然有名，但成了孤家寡人，昔日的同行好友纷纷疏远他，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他事业上难以为继，经济上拮据，生活每况愈下。他创作了一个本子，但没有哪位制片人愿意同他合作；他想去欧洲拍片，但得不到护照。艾特尔并不是共产党人，他只是保持沉默，拒绝说出听证会上要他指认的一些人的名字，以此来间接地捍卫民主制度，而且“这关系到他的自尊，一个人岂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趴在地上爬”。然而，这小小的反抗葬送了他的前程，“现在对他来说，什么机会也没有了，大门全关死了”。这是一种白色恐怖。艾特尔走投无路，只好屈服。他给调查委员会的克兰议员写了一封信，愿意出席秘密听证会，并对委员会的要求给予合作。事后还在报上发表一个发明，承认“颠覆活动调查委员会所起的爱国且有益的作用”，说明他是在不受任何胁迫的情况下作证的，并因能为保卫国家不受渗透和颠覆而做出自己的贡献感到自豪；最后还得补充一句：“基于对我们共有的民主传统的坚定认识，向该委员会提供我们所知的一切，以帮助其开展工作，是每个公民的职责。”这真是对美国的“民主传统”的绝妙讽刺。被迫屈服的艾特尔内心产生了已彻头彻尾沦为妓女的感觉。

    确实，“鹿苑”像是一座“妓院”，混迹于这儿的人，不是妓女、嫖客，就是拉皮条的。“鹿苑”中有两位高级嫖客兼皮条客，他们是国会议员克兰和最佳影片公司总裁泰皮斯。说他们“高级”，不仅因为他们有权有势，身份高贵，是“鹿苑”中的“官员”，而且因为他们惯于强奸民意，却又冠冕堂皇。克兰议员如此解释“颠覆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我最为关心的是这个国家的安全，我们谁也不想毫无必要地伤害人。可以说，这是我一贯的信念，我们的工作，对于任何行业都具有一种净化道德、振奋精神的作用。”

    泰皮斯也是一位坚定不移的“爱国者”。他告诫过艾特尔，“任何人想要冒犯这个国家，都会落得可耻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