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漠道尔逗留的余下日子里，我退掉已住了好几个月的房子，在当地为数不多的廉价居住区找了个按星期付租的带家具房间，然后找了份工作。就像存心要让科利·芒辛成为预言家似的，我找的活儿正是洗碟子。那是家豪华的饭店，以前我和露露不知在那儿吃过多少次。他们付的工钱是每星期五十五美元，这是笔很可观的收入。

    我也可以干别的工作。正如芒辛说起过的，我可以做个路旁餐馆侍者，或做个停车场管理员，或者在这家那家旅馆里干点活儿，但我选择了洗碟子。八小时的上班，置身于蒸汽、油脂和高温之中，十指为刚出机器的滚烫盘碟所烤灼，眼睛因汗水浸淫而发红，对我来说犹如穷人享受土耳其蒸汽浴。一天的活儿干完后，我会在一家杂货店匆匆吃上点东西。那间店要价虽贵些，却是我能找到的最廉价的店了。我之所以在那儿打发晚餐，是因为比起在当地的廉价小饭馆里吃饭，可显得不失身份一些。我打工的大饭店不给雇工提供膳食，除非是某个友好的女招待尽可能给我帮助——芒辛最后一点预言也说中了——她会偷偷塞给我一份恺撒什锦色拉或一份木莓酱桃子冰淇淋，我就置身于机器的阴影里，用浸泡得发皱的双手捧着吃，毫不影响洗碟机冲洗盘碟的节奏。而与此同时，洗碟机发出犹如念悼词的声音——那最简单不过的讲课声——在我心头不断激起怒火：外面的那些蠢猪们，那些富有的蠢猪们，吃饭非得用那么多盘子吗？

    在机器的另一端，是个头发灰白、肩膀瘦削的五十多岁的洗碟工，他不断递给我周边残留肉卤的陶盘和沾有蛋屑的叉子。此人沉默寡言，我们共事好几个星期了，他说的话还不足一百个字。他干活的目的是为了喝酒，而喝酒又是为着送命，可像所有的酒鬼一样，他偏混熬得起，好歹活着。他酒醉后的不适，就像晨间所洗的衣服，晾在厨房日光灯的苍白光线之下。于是他上班的前四个小时里会频频呕吐，而后四个小时里又不断啃嚼残渣剩菜，这儿挑一片里脊，那儿拣一根刀豆，就像筵席过后麻雀准确地啄食金谷一样。但比起嗜酒，饥饿就算不上什么了，因此他会急切地等待着晚上痛饮一番剩酒。看他双手抓取食物不停地塞进嘴里，而将剩余的东西扫入工作台下的泔水桶中，我渐而妒忌起他来。在沙漠道尔我还从未如此妒忌过哪个人呢。他的活儿比我的轻松。我并不是因食物而妒忌他，我之所以忌恨是因为他所在的机器那一头温度比我这头低十度。在他揩干盘碟并将它们叠放进蒸箱时，那些盘碟都是凉的，而在我这一头，那些蒸箱在滚沸的水中嘶嘶作响，半死的龙虾做着最后的挣扎想爬出大锅。我再次体验到干最下等活儿所激起的恼怒。干这样的活儿时，想拥有一辆凯迪拉克车的念头肯定离你十分遥远，正如一位步兵不会去想，他如何能荣获一枚将军的星章。但恼人的是，在无数干着最下等活儿的人中，你近旁的这位干的活比你舒服轻松，比如说，始终做卫生值日，于是就可享受早上不必出操的好处。

    我又孤身一人，并找回了那种到家的感觉。或者不妨说我从未离过家。下班之后，在那家杂货店吃过晚饭，我便回到租住的房间，洗上个澡——对穷人来说，这是多么奢侈的享受——因为全身长满了痱子，我会搽些爽身粉，赤条条地躺在床上读报，直到沉沉入睡。我就这样过了三四个星期，每晚心中都做着无谓的打算。我会花上一小时重温收支状况，随便哪个晚上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每周的开销最低可压缩到三十四美元，那意味着从我的工钱里扣除一切开支后，我每月最多只能节余五十美元。因此，一年只能省下六百美元，在省吃俭用六年零八个月后，我才能挣回那次和露露一起去赌了十二天所输掉的钱。这个想法令我沮丧不已，使我像个回忆伤心往事的圣徒，盘算着第二天的活儿是何等辛苦。

    这便是我的全部活动。那三千美元积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