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两段时期。不论迁都之前还是之后，中国经济均达到了繁荣的程度。鉴于迁都的不菲代价，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宋朝时期，人均收入增长了30%，人口增长了1倍至接近1亿，与之前的一千年相比堪称革命性的变化。1127年，宋朝都城由开封迁至临安（今杭州），那时临安还只是个东部沿海的村庄。当时，大量人口为躲避金人统治而南迁。移民在南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海造田活动，官府兴修了灌溉设施，并从越南引进早熟稻种占城稻，使得南宋经济持续繁荣。耕地不足迫使农民不断想办法开垦新的耕地，发明了著名的梯田。都城南迁后粮食运输可以借助大运河漕运，从而降低了粮食运输成本，这在此前各个朝代都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可以说，这是经济繁荣的第一个理由，即农业生产力的繁荣以及耕地面积的扩大。由于当时中国是农业经济体，这一点很关键，但还不是全部。

    宋朝也是技术创新的繁荣时期。活字印刷技术带来了造纸业的兴旺，加速了教育和文化传播的速度，因而也提高了社会流动性。我们将在第六章详细谈到，时至今日，教育仍是关乎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关键。四川的商人中间开始流通起有金银铸币支撑的“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欧洲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后来才知道，从易物贸易到借助货币大大地节省了交易成本。对世界经济敞开门户也对当时中国经济的繁荣发挥了作用。福建的造船业兴盛起来——既为满足沿海军事防御需求，也是贸易的需要，大宋与中东、南亚的远洋贸易发展起来。作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世界各地的新技术都大量涌入临安。临安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早的全球性都市之一，罗马、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伦敦，都在它之后。

    宋朝富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尽管官营垄断了盐酒茶的生产和贸易，但民间工商业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私营的钢铁厂生产出不断改进的生产工具。工商业获得极大发展，市肆中兴起各种行会（公所），决定并管理着市场价格。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欧洲城市中的行业公会组织被认为对创建欧洲文明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行会在中国的形成，比欧洲早了500年。

    但是，这些行会没有像欧洲那样，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形成。中国自上而下成一统的官僚体系，是资本主义萌芽未获充分发展的原因之一。有志于仕途的商人子弟和地方乡绅富室可以通过科举登朝入仕。对很多人而言，这是脱离有风险的商人命运，步入拥有稳定收入和体面生活的圈子的最佳路径。有学者认为，这一点导致资本主义始终未能在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下面还将谈到）。

    长期的土地斗争

    宋朝对大自然的成功改造，只是长期以来中国在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下千方百计增加粮食产量的不懈努力的一个侧影。在中国，仅有10%的土地是可耕地，美国和欧洲的这一比率分别为19%和28%。请看表1.4，1993年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08公顷，同期美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73公顷，印度人均耕地面积为0.19公顷。在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始终伴随着耕地面积的极度匮乏。随着人口的膨胀，尤其是在宋朝和清朝初年，由于耕地不足，人们大面积上山毁林垦荒，禁止抛荒的做法在中国比欧洲早了8个世纪。中国从未像18世纪的欧洲国家那样，出现“公共”的地块用于放牧。时至今日，土地都被用于农业耕种。

    耕地的缺乏不仅深深影响经济发展，也给中国文化和饮食留下了深刻烙印。中国饮食结构中蛋白质主要来源于鸡肉和猪肉，这类家禽（畜）的饲养不需要专门的农场，因而更为经济。此外还有豆类和淡水鱼类。阿根廷人喜食牛肉，仅仅是因为天赐的巨大草场使他们得以享受这种奢侈。在中国历史中，官僚体制一般都对农桑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如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