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灌溉工程，扶持农作物品种培育，修建粮仓（用于军事征伐），印发农事指南（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给予了极大的便利）。这些做法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提高农业生产力是应对人口持续增长的唯一办法。相形之下，官僚和皇族并不总是将商人阶层看成朋友，这一点在明朝尤为明显。

    明朝：浩大的工程，庞大的官僚体系，向锁国政策的巨大转变

    经历了元朝末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瘟疫灾难之后，到了明朝（1368～1644年），社会恢复了稳定，但经济没有出现较大勃兴，科技创新也比宋朝时少了很多。明朝初年，开国皇帝洪武大帝试图使农业实现自给自足，切断乡村与市镇间的联系。他轻视商业，对商人苛以重税，强制小工商业者每月一次登记货品（设立这种多余的规则是官僚体系提高商业成本的惯用手法），限制商人参加科举考试。但随着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成熟，商人的地位发生了很大转变，并对其与官僚阶层的阶级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商人得以为国家的某些大型基建项目融资，参与盐的垄断经营。明朝还设立了专门的商籍，商人阶层再次获得参加科举考试、成为文官的机会。

    15世纪初叶，位于北京的紫禁城开始动工修建，隋朝修建的大运河得到修复。大运河在宋朝都城南迁之后被弃置，而明朝将都城迁往北京显然是出于对北方蒙古人侵扰的担忧（换成别人可能迁往相反的方向，明王朝的选择至少显示了它应对威胁的极大自信）。这一时期，对外探险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和规模。约2000余艘江南制造的大船载着郑和及他的船队七下西洋，航海足迹踏遍非洲海岸、南亚和中东等地。这些探险活动花费巨大，在郑和于第七次航海途中病逝之后，船队返航，原航海费用转用于修筑长城以抵挡蒙古人的侵扰。然而，修筑长城从未能真正将敌人挡在关外——对于对华夏虎视眈眈又骁勇善战的蒙古人而言，不足一人高的城墙绝非难以逾越的屏障。实际上，尽管今天很多人将万里长城视为华夏民族的伟大象征，但在古代，似乎很少有人这么认为。在中国历史的很多时点，修建长城其实意味着中央政权将自己圈围起来撤退。明朝无疑就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明王朝愈加关闭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15世纪中叶，郑和船队的文献档案被焚毁，沿海港口被关闭，日益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重新掌控了国际贸易。在国内不安定因素的干扰下，中国再一次使自己绝世而居。

    外临蒙古人实力渐强并与北方游牧民族联合，构成明朝的外围威胁，国内政治经济乌烟瘴气，明朝的气数最终在一场经济危机中走到尽头。17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全球白银（白银被当作货币尤其是纳税之用）贸易枯竭。白银囤积成为普遍现象，朝廷赋税面临绝收，雪上加霜的是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成为压倒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清朝：第二次经济转型，深重的民族灾难

    清朝（1644～1911年）的统治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清朝早期的国家治理也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清朝最初的150年，中国是全世界最大最成功的经济体。从很多方面说，当时的中国好比当今之美国。满族征服者跃下马背学习农桑，他们意识到，庞大的官僚体系可以帮助巨大的帝国正常运行，当满族人骑着马匹在北方草原游牧时，还鲜有时间和精力研究官僚制度。清朝时期他们不仅融入了华夏传统文化，还逐步自视为华夏艺术和文化的守护者。

    明朝期间止步不前的粮食产量在1650～1750年间获得了极大提高，为1700～1820年迎来人口生育高峰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中国人口膨胀了一倍多，人口增长速度几乎是同时期欧洲的两倍，而人均收入增速仍保持了原有水平。这一时期还引进了很多新的粮食作物（如高粱、玉米、花生和马铃薯），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