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叩问历史：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哪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完全由政府接管，强有力的官僚体系制定所有政策。这是非常有20世纪特色的官僚体系，以发展工业为重心，彻底摒弃旧的经济管理方法。但是显然，这一官僚体系与古老的传统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契合。经济政策沿袭苏联模式，核心的计划经济指挥中心坐镇北京，分配拨付全国的资金和主要资源，组织交通，制定价格，将国民经济与外部世界分离。权威部门寻求科学的方法组织经济，进行大量复杂的数学运算，以实现供需平衡。
中共执政的前30年，国民经济和人均GDP均有所增长。根据麦迪逊的估算（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比较不同时期各个国家的经济状况），1950～1977年间，中国人均GDP翻番，整体经济规模扩大了34倍。我们分别看看农业和工业领域发生的变化。
麦迪逊提醒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中国农业并非真得像我们经常听到的那样，是“封建”的，至少不是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封建。没有贵族治下的大片封地，虽然有富裕者和相当普遍的贫困；也没有形成封建庄园，大多数农民靠耕种自己的土地生活，或为他人耕种获得相应酬劳（而在真正的封建制度下，农民或农奴仅能糊口而已）。革命之前的一项调研显示，只有10%的农村家庭没有土地，平均每户耕地面积达到1.7亩，可以养活6口人。然而，中共对于农村土地改革有更宏大的规划。农业改革紧紧围绕提高农业生产率，以实现农业对工业的哺育。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共借鉴了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模式，但并非照搬，中国农业集体化（公社）的规模较苏联扩大很多。
20世纪50年代初，将近半数的耕地被没收并重新分配，4%的人口失去了土地，60%的人口获得了土地。土地重新分配后，中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基层政府组织成立互助组，按生产需要统一调配劳力、耕牛和农具。1956～1957年，平均每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中了160户农户的土地和劳力，只有5%的集体土地由个人耕种蔬菜和其他作物。到1958年夏，1.23亿农户并入26000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公社有农户4600户（是苏联集体农庄规模的30倍）。由此开始了红红火火的“大跃进”，那一时期，几乎所有土地都由公社所有，人民公社被寄予自给自足的厚望。但是，由于农业管理不当，农民种粮意愿低落，造成粮食收成崩溃。灾荒发生后，一些灾情严重的省份没有向中央或邻省请求调入粮食救灾，因为请求调粮就等于表明本省发生了严重的灾荒，1958～1962年间，至少600万人死于饥饿或饥饿引起的疾病。
1962年以后，农业集体化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约由30户农户组成的生产大队是农业生产的基层单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得以保留和扩大，农贸市场悄然出现。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一些有勇有谋的地方干部的支持下，安徽和四川的农户开始重新获得对土地的事实上的自主权。之后发生的事，我们已经知道，是载入史册的。
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30年农业增长率是第一个30年的两倍多，人均GDP约为第一个30年的三倍。
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先发展工业。农业政策，包括“大跃进”，或多或少旨在尽可能多地从农业中获取资源投入工业。没有人真正关心服务业——事实上，教育、医疗、食品和娱乐，所有这些都是由国家供应的。与以前相比，第二个30年获得最大发展的是服务业。
大量的工业投资最后被证明是浪费，但根据麦迪逊的估算，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情况还差强人意，1952～1978年间，年均增长3.1%。改革开放以后，工业生产率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