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应该是关乎久远的一类事情——制定游戏规则。恰恰相反，政策可以也应该经常变化。1978年以后的政策选择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改变——进口关税降低，人口可以流动，国有房屋出售，选择“宏观调控”为过热的经济降温，或者以大手笔财政刺激措施为冷清的经济升温。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称为“政策”。因此，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准确描述过去30年来为我们创造了财富和更大个人自由的这些政策？有观点认为，中国在政策选择方面非常具有独创性，因此认同以“北京共识”一词来对中国政策选择加以概括。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词“华盛顿共识”，是近年来广受质疑的一套经济政策。

    “北京共识”问世以来经常被人挂在嘴边。很多人希望，华盛顿所有的一切，北京也应该有——并且事实上能做得更好。尤其当下，全世界被西方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失败及其后果搞得惊魂未定，“北京共识”更是散发出独特的魅力。然而，如果我们走近了细看，就会发现北京这几年来选择的很多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其实是非常正统的。同时也有一些非常独到的做法，再加上运气也不错。

    所以，本章中，我将试图评估中国所选用的经济政策，认真找出中国在哪些领域运用了不属于正统经济学范畴的政策。但我并不认同“北京共识”只是搞好公共关系，而经济一团糟的说法。为了真正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将借助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的研究。他对“华盛顿共识”形成了一整套精辟独到的批评，支持政策干预经济，也是亚洲经济增长模式的极力鼓吹者。有关罗德里克这方面观点的介绍，可参见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其著作《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编者注在这种模式下，政府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保护本国成长中的企业免受外国企业竞争。他认为，中国也走上了同样的路径。我将在后文中指出罗德里克的观点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什么是“华盛顿共识”，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当前许多经济学家认同，帮助贫困国家发展的主要政策就那么几条，包括政府运行合理的（即小规模的）财政赤字（或者出现盈余更好）、降低进口壁垒、保持低通胀、鼓励外国投资、消除行政力量对市场的“干预”等。这些政策在过去30年来是世界银行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荐的药方。这些机构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是经济学家眼中的最佳政策。当然原因还有，开放市场有利于美国企业。换而言之，这也是华盛顿的政客们有兴趣支持的政策。但是，并不像一些左派所批评的，这些想法背后的推手仅仅是商业利益；从核心上说，它们也是不错的经济政策。

    数年前，驻华盛顿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a href="Jotp://ions/papers/paper.cfm" target="_blank">Jotp://ions/papers/paper.cfm</a>？researchid=486。

    严格财政纪律；政府不应运行大额财政赤字。

    加大对教育、基本医疗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

    开展税制改革，拓宽税基，确保边际税率适中。

    允许市场设定利率水平，并且力争实际利率（通常）为正，以鼓励储蓄。

    采用“竞争性”的汇率制度（指不过分估值以便有利于进口和境外融资），但不是为了得到大额贸易顺差的竞争性汇率。

    实施贸易自由化，取消对进口的量化限制（取消许可和配额）；普遍建议实施低进口关税，但威廉姆森认为10%～20%的进口关税水平是适当的，因为这样可以给予国内工业一定的保护。

    放开外国直接投资，但对境外资本组合放开不作为政策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