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

    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此举可以增加财政资金并使得高效率的私人部门得到更多扩张机会。

    取消约束新企业进入新市场或竞争的所有限制。保留涉及国家安全、环保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的法规，以及金融机构监管方面的法规，但不应被滥用。

    保护私人财产权。

    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这些内容至今仍然十分有道理。不觉得吗？它不是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纲领。但是“华盛顿共识”的含义被迅速放大，被视为极端自由市场理念的代言人。在阴谋论者眼中，这个词十分可疑，背后似乎潜伏着总想主宰世界的华盛顿的身影，阴谋论理论家对此深信不疑。批评者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接受了IMF救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遭遇为据，以此词指代所有他们不赞成的政策。此外，过快放开资本账户，允许投机资金自由出入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也招致了广泛的批评。但是，正如你在上文中所看到的，这些政策从未成为“华盛顿共识”的一部分。一些国家之所以被迫接受IMF救助，是因为自身宏观经济管理一塌糊涂，政府预算必须大砍，意味着公共服务也不得不削减。批评者将这样的结果归结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身上，指责这些政策忽视民众。确切地说，我觉得是官僚机构和政府官员们将他们国家的经济拖入深渊，无视民众的诉求。很多情况下，IMF通过削减支出等方式试图应对破产政府留下的窘迫状况。IMF在一些国家的做法确实称得上过了头，也犯下了错误。但我认为很多针对他们的批评言过其实，不论如何，“华盛顿共识”一词变了味，成了毒苹果。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左翼批评者转而寻求另一种“可替代的”模式。

    因此，近年来经济飞速增长，没有发生任何危机，没靠IMF给一分钱的中国好似横空出世。她“走自己的路”，显然远离了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有毒”建议。因此，国际上的左翼批评家抚掌盛赞中国的发展成就，却并不十分清楚后者到底采用了怎样的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究竟在哪里。他们只不过假定中国模式是一种新模式，假定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华盛顿模式之外仍然可以走出别的道路来。

    当然，很多中国人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的非凡经济成就感到十分骄傲。但很多人清楚，这些成就的取得来自这个国家转向市场的过程中，而不是远离市场。由此我们触及以中国的成就来抨击“华盛顿共识”的观点存在的核心问题。他们忘记了，尽管没有IMF的参与，中国也采取了或者说转向实施了大量务实、理性、有利商业发展的政策。当然，中国并未实施这类政策的全部，但是也不少。让我们来逐项列出这些年来中国走出的脚印：

    严格财政纪律，运行温和的财政赤字，控制公共支出规模。

    20世纪90年代将教育和基础医疗方面的支出压缩到很低的水平，但从2000年以后又开始增加对这些领域的财政投入，减少对国企的补贴。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税基得以扩大，边际税率适中。

    贷款利率仍由央行确定，同时给商业银行一定的灵活性。储蓄受到鼓励，尽管实际存款利率经常为负数。

    避免了犯下货币过度估值的错误。实际上，鉴于巨额贸易顺差，自2004年以来人民币政策或许可以称得上过于“竞争性”（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

    中国开放贸易。相对较高的进口关税一直保持到90年代，在朱镕基任内下调，2001年加入tO后再度下调。关税下调对于中国经济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迫使国内企业与进口竞争。

    大力吸引制造业外商投资。服务业和农业方面对外国直接投资有较多限制。限制资本组合流入（指那类不投资于实物资产或所有权，因而也能迅速撤离的资金），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