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从来不是“华盛顿共识”所包括的政策。

    90年代中期，中小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倒闭或重组改革。这一过程经常伴随着腐败行为。但是，国家保留了对大型国企的掌控，现在这些企业已经成为行业巨头。

    取消部分商业限制措施，但在一些行业的市场准入方面仍严格限制。

    在保护私人财产权方面采取了一些动作。

    简单地说，尽管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如私有化政策），中国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在很多方面与“华盛顿共识”一致。当然，某些时候也不一致，比如90年代中国压缩公共医疗和教育支出，显然不是好的政策。还有，使大型国企做大做强为行业巨头，而不是使其私有化的政策也有利有弊。在汇率政策方面，过去30年的大多数时候人民币汇率政策与“华盛顿共识”一致，只是在近几年出现差异。总的看来，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可能超过了大多数经济学家感觉适宜的程度，但就重大的政策而言，中国确实干得不坏。从多种意义上说，中国甚至堪称稳健经济政策的典范。

    然而，也有人不这么认为。在一些人眼中，中国是与众不同的。乔舒亚·库珀·雷默（Joses）。2003年，他撰写了一份名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以崭新的方式取得了成功。报告一经面世就热议如潮。“北京共识”一词不胫而走。这个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共识”背后的三条定理是：

    中国显示出了“对创新和持续试验的承诺”。雷默认为“华盛顿共识”过于生硬，走向经济成功的唯一路径是进行试验。

    GDP不应该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雷默认为，可持续性、财富的分配与GDP一道才构成衡量经济发展取得进展的重要指标。

    自主理论。中国在没有IMF干预的情况下制定了自己的经济政策。发展中国家保留“金融主权”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有进行试验的必要的自由。

    在我看来，每一条“定理”都存在明显的问题，而且实际上也算不上什么定理。从第一条“试验”说起，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每推出一项较大的经济政策之前，通常会先在较小范围内进行“试点”。20世纪80年代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或许称得上最大的试验了。将理论上的想法在小范围内变成看得见的结果，从中较快地找出政策存在的优势和问题，在决定是否全国推广之前加以改进。但“试点”一词有着重要的含义，并非科学概念上的真正试验，而是中央最高决策层想要出台某项政策，然后他们用这些经过精心设计、获得广泛支持的“试验”来抵挡全国范围内推行可能遇到的问题或阻力。“试验”战胜了包括党内批评在内的反对者，并创造出有兴趣支持和扩大改革本身的集团，比如深圳特区的领导机关在改革之初突然看到了他们所在土地上的美妙的致富机会。谁能指出有哪一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政策“试点”以失败告终，而未能在全国铺开？我找不出。这不是真正的试验，而是高超的政治艺术。

    “华盛顿共识”的意义在于，它是很多其他国家的真实的试验，或者说无数经验提炼出来的精华。通过对多项政策在世界范围内的实施结果，经济学家得以知道哪些政策好于其他政策。从实际经验以及对经验的研究中，经济学家提炼出可以进入政策，并仍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做法。让实际利率处于低水平，设置过高的关税壁垒，将外国投资拒之门外的做法通常导致经济增长低迷。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别国获得的经验教训。当前我们需要试验的内容在性质是基本属于微观层面。假如你是国家总理，问你的高级顾问如何制定贸易政策，他回答：“总理啊，我想我们应该先试试。”“好。”你回答，“我们应该试什么？”你的顾问无话可说了。遗憾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