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对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作出回答。只有“试验”本身不是一项政策，而是政策的缺失。作为一个“定理”，它是没有意义的。

    再说第二条关于GDP。在任何一位全身心投入研究中国经济及其政治体系运转方式的人眼中，显而易见，地方官员普遍看重GDP增长率。环保之类的问题是过去30年来大多数地方官员很少花时间去考虑的。如果去农村转转，很快你就会发现，90年代中国在城乡公共服务投入上的巨大差异。很多人认为，我们要关心的不应该只是GDP，环境、发展失衡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此我同意）。但是，如果认为中国在过去30年来实现了恰当的平衡，说明你在中国的时间还不够多。再看看“华盛顿共识”的第二条内容，你会发现它支持扩大教育和基本医疗支出。中国现在才开始这样做，90年代并没有这么做。因此，“北京共识”未能通过最基本的考验：它没有准确地描述事实。

    第三，中国经济的成功可以复制吗？“华盛顿共识”背后的独到意义在于，它制定出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效仿的一系列政策原则。其中的很多原则十分经得起考验。“北京共识”能同样做到吗？它可以被其他国家效仿吗？如果一个国家不需要IMF的资金救助来稳定本国经济，那它就可以自己决定政策选择。这是第一点。“北京共识”说，这之后该国就应该进行试验，并且还应该关注环境。似乎这就是全部了。“北京共识”没有提到实质性内容，而谈论政策必须要有实质，否则就只能是空话和公关。

    我对“北京共识”提法的另一点质疑是，中国的成功有多大的可复制性。我认为，中国的成功核心建立在基本成功的经济政策之上，同样也建立在其他国家，甚至别的亚洲国家没有也无法创造的其他因素之上。中国有巨大的劳动力群体，意味着能够在出口制造业方面具备超级强大的竞争力。中国易于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获得投资、技术转移、人员培训和贸易往来。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将许多亚洲投资者联系在一起，使得中国能够轻松进入亚洲区内已经形成的生产网络。中国也受益于非常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同时，中国的发展也受益于非常强势的政府，得到保障的社会稳定和秩序，特别受益于真正的改革派领导人邓小平。同时，中国在危机迭出的20世纪80年代末站稳了脚跟，部分原因是整个权力机关保持了铁板一块（这是中国与苏联的最显著差别之一，80年代末苏联的权力机关失去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不再执行莫斯科的指示）。而且，中国具备控制至少一部分腐败行为的机制，这一点是非洲或拉美的国家，甚至亚洲欠发达地区的一些国家很难复制的。出于这一原因，我认为应慎提中国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路线图。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实践不值得研究，或者在其他地方不可复制。在这里，我们对“北京共识”的看法暂且告一段落。下面我们将了解一些严谨的主张，更值得严谨的探讨。

    “华盛顿共识”强有力的批评者，中国的铁杆粉丝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是“华盛顿共识”最有力度的批评者。参见罗德里克教授的博客，<a href="p://rodrik.typepa.com/" target="_blank">p://rodrik.typepa.com/</a>。同时，他也是中国的铁杆粉丝。但是，他的批评不同于传统左翼。他认为，得当的制度——确保法治（ruleoflaitutions Rule”，rebbi，October 2002，他还认为（不同于很多左派），企业和企业家是发展经济的关键。但他同时也认为，政府应该干预以帮助企业家获得长足发展。这是他与非正统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罗德里克的思想值得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