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只能借助这一机制激励中国履行入世承诺。尽管在思想上接受起来有难度，我们仍有必要意识到，如果这些规则得不到得当的实施，中国企业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

    这一点将我们带到罗德里克思想以及中国当前发展战略的矛盾之处。罗德里克希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权利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但他并没有特别认真地考虑这些政策给其他国家企业带来的成本。tO的谈判微妙又复杂——富国开放市场，但前提是所有企业在同一个竞技场上竞争。现在，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意味着中国企业能够在价格上打败美国对手。一般来说这是件好事，因为整体成本被拉低，整体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从第十一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这应该也不会对美国工资造成多大影响。但是，一旦某一国政府为某一类企业降低税率，免费提供土地，对汇率进行管理以促进出口，就使得竞技场失去了平衡。受到影响的美国和欧洲企业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后者向中国施压使之改变政策。某些情况下这听上去像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时候确实是，但有时候是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可以理解的反应。

    为了平衡自己对发达国家“温和型保护主义”的支持，罗德里克也相信，发达国家应有更多政策腾挪空间。他希望美国等发达国家为因开放贸易导致的失业者提供较多社会保障和再培训。他还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使用童工或生产中不考虑环境成本，发达国家应该能够寻求对本国相关企业的保护。而且，他质问，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什么不能将贸易伙伴采用低估汇率的行为诉诸tO呢？

    换而言之，罗德里克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企业都应该获得目前tO所赋予以外的更多自由，而这是罗德里克政策建议的核心问题。如果按照罗德里克的逻辑走下去，我们或许应该解散tO，回到没有贸易规则的世界。允许发展中国家补贴国内企业，允许发达国家给从不严格实行劳动保护和环保标准的国家进口的产品设置关税。很快这将导致一片混乱。20世纪最重要的制度发明之一——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将会崩塌。而且，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所提，没有合理的制度作保障，经济增长对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都更加困难重重。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衰退将使全球贸易框架面临生死考验。只有每个人都负起责任，我们才能安然通过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