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以帮助的看得见的手

    罗德里克赞成积极的产业政策，或者说，他赞成政府通过政策措施支持特定行业。他在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方面可谓独树一帜，或者至少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好恶。他说，他不喜欢20世纪60～70年代的拉美模式，当时拉美国家政府设置了过高的进口壁垒以激励国内生产。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政策是严重错误的。由于缺乏竞争，拉美企业产品质量极其低劣，而且不能进口机械设备甚至电子计算机等重要器材，拉美国家国内企业无从改进生产。

    罗德里克大加赞赏的是60～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增长模式。在罗德里克看来，他们成功地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进口壁垒仍然设置较高，但企业受到出口激励。这一方面保护了惧怕国际竞争的国内企业，同时确保企业的高效率，因为它们不得不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第二件事是，东亚的政府官员被“嵌入”了私人部门，创造出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在这一关系的理想状态下，政府官员支持而不是指导私人部门，他们解决问题而不是给企业制造障碍。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呢？罗德里克认为“在充满不确定性以及科技信息溢出效应的环境里，对非传统产品的投资供应不足”。换个通俗的说法，在经济发达程度还不够的时候，光有“看不见的手”是不够的。你需要头脑敏锐、正直诚实，甚至由企业家组成的政府官员，伸出一只能给予企业界帮助的手，为私营企业指点迷津，创建正确的激励机制，鼓励它们拓展成长。这是能够超越自然禀赋的方式。

    罗德里克认为，中国跟随了一条与亚洲四小龙相仿的路径，各地官员积极投身于支持本地企业发展，兴建工业园区，为“好”企业发放补贴，给予税收优惠，使出浑身解数吸引外商投资等等，不一而足。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将地方官员的政绩及仕途与他们呵护地方经济增长的表现挂钩。中央政府也一样热切支持某些行业，定期制定汽车、钢铁、化工和It产业的五年发展规划。“没有国家支持和政府融资，像联想这类企业永远不会出现”，罗德里克断定。他也赞成迫使外商设立合资企业，而不准他们设立独资企业的措施，因为这意味着先进科技更有可能流入国内市场。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还赞成实施零配件国产化率。这一政策要求某一产品生产行业使用的零配件中的国产部分必须至少达到50%、70%或者90%，而不能全部进口。中国制定了大量的类似政策。2009年初，我在北京与一位铁路行业外企高层聊天，他承认，认可相当多的技术转移是“在中国做生意必须付出的代价”。他所在企业保持在中国的竞争力的窍门，是永远比他们在中国的“伙伴”超前一步。事实上，这类技术转移中也包括外资企业的技术经常被重新贴上中国本土技术的标签，让每个人对本土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成就印象深刻。罗德里克认为，一般说来，即使这些政府干预在短期内看一部分打了水漂，但在长期内整体看仍不失积极意义。

    去深圳看一看

    我们不妨到地方去看一看，以更深刻地体会地方政府花了多大力气扶持企业。2007年10月我在深圳进行了短期调研，走访了一些企业客户。业界人士对地方政府在扶持本地企业方面的政策无疑了然于胸，但为了让更多其他读者了解，我还是把我的所见叙述一下吧。一言以蔽之，深圳的企业幸福地游弋在地方政府的臂弯里。

    2008年以前，中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是33%。但在包括深圳经济特区在内的很多地方，实际执行的税率要比这个低得多，深圳的所得税税率是15%。此外，为了扶持企业，地方税务部门给予许多制造企业“两免三减半”优惠，即在获利年度的前两年免缴企业所得税，之后三年按照当地企业所得税税率标准减半纳税，具体到深圳则是7.5%。这是非常大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