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农村家庭收入增长更快，90年代被城镇家庭反超。90年代，私营企业突然之间求贷无门，这意味着它们只能求助于地下融资市场。地下融资为私营企业带来了成长机会，但与正规银行体系信贷相比，融资成本高昂，而且融资规模减小。很多有潜力成长为农民企业家的私营业主万般无奈，不得不背起行囊，离乡背井涌向城市，涌向建筑工地等各个角落，成为了农民工。

    黄亚生指出，90年代社会资源流向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出局。吸引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与很多本土企业的际遇形成鲜明对比——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税收减免，更完善的法律保护，以及多项其他优惠。很多中国企业转而积极寻求外国投资，也有人想出了曲线救国的主意：把资金弄出去，在香港、开曼等地溜达一圈，然后以外资的身份衣锦还乡（即所谓的“返程投资”），以享受身为外资的种种好处。在此期间，政府队伍迅速膨胀，公务员人数从90年代的2000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4600万人。税基在持续扩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很有其积极意义，因为9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的收入已经下滑到了危险的境地。这一状况在1994年得以改观，随着当年分税制改革的进行，国家税收开始增加；而且，地方通过卖地实现了政府财力的不断充实。涌进政府财库的新财富潇洒地撒了出去。其结果是，首都人民看到了外形特别、造价高达8亿美元的国家大剧院；上海人从机场出来，可以乘坐耗资12亿美元修建的磁悬浮列车，抵达市郊的地铁站；如果到乡镇去，你会发现，曾经的农田之上政府大楼气宇轩昂。一句话，国家牢牢地掌控着经济，资源被集中于城市，而对乡村来说，没有了创造财富的源泉（私营企业），也没有社会保障体系。

    黄亚生对比了90年代家庭收入发生的明显变化，80年代收入增长更快的农村家庭，90年代为城镇家庭所反超。这是为什么？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获得的收入大大低于乡镇企业支付的工资。黄亚生认为，90年代的问题出在乡镇企业受到严格管束，就业增长受到抑制，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识字率出现下降。

    一些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明显改善之后，又于90年代重新浮现。黄亚生举例，20世纪80年代识字率取得了很大进展，21世纪以来却发生逆转。官方数据显示，2005年，15岁以上人口中11%为文盲（1.14亿人），而2000年文盲率为6.7%。2000年10～14岁的青少年中接受基础教育的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黄亚生认为，官方入学率看上去虽然不错，但没有考虑辍学儿童数量。在学杂费飞涨的年代，农村贫困地区辍学失学现象非常普遍。2000年，官方数据显示，农村地区初级中学入学率只有50%～64%，大大低于城镇地区72%～80%的入学率。

    90年代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了工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国有部门高歌猛进，私人部门节节撤退。2000～2001年所做的一项调研显示，80%的中国私营企业反映遇到融资障碍，而同期在印度这一比率是52%。很多行业仍然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公司一统天下。还记得前面提到的几家成功的中国企业吗？好吧，黄亚生告诉你，它们中没有一家真正是“内资”企业，均为外商投资企业。它们受益于（并由此得以存活）香港或其他属地的法律和融资环境。当然，它们的主要市场在国内，但苦于在国内得不到很好的所有权保护和融资渠道，它们不得不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注册成立。

    这一发现完全不同于近30年中国的工业经济已基本私有化的观点。OECD（经合组织）经济学家肖恩·多尔蒂（Sean Dougy）和理查德·荷德（Ric Falling Barriers and Groration：te Economy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