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后期所有的新增就业都来自私有的乡镇企业。1996年，乡镇企业就业达到顶峰，13510万人在乡镇企业就业，其中，7560万人在私人乡镇企业就业，集体乡镇企业的就业增长要慢得多。黄亚生估算，到1985年，私人乡镇企业平均产出比集体乡镇企业高出50%～70%，利润和工资也较后者为高。

    因此，黄亚生相信，乡镇企业没有什么特别“中国的”特色，也不需要什么理论去解释乡镇企业的成功。它们成功的理由很简单——创业致富的口子一开，人们就这么做了。这个国家最富活力的地区挤满了乡镇企业，他举例说，1987年，温州的4000家集体乡镇企业通过明晰产权改制为股份公司，从而转变为私营企业。黄亚生认为当时这种产权改制现象的普遍程度要高于此前很多人的推测。不仅浙江，从东北到华中，涌现出大量的私营企业。黄亚生还抨击了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他说，广受赞誉的“苏南模式”建立在政府所有制基础之上，从未真正取得成功。

    但是，私营企业究竟是如何在那种制度欠友善的环境中兴盛起来的呢？私营企业在法制薄弱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应该非常困难，而这却是20世纪80年代的实际情况。对此，黄亚生怎样作出解释？

    黄亚生的回答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站在企业家一边。最高领导层公开承诺将采取措施促进经济自主权改革，公开谈论致富道路，接见商业人士，释放搞活经济的政策不会动摇的信息。最高层态度转变本身，即为乡镇企业的诞生创造了足够空间。突然之间，各级官员热衷于支持这类企业，而不是把它们关掉，这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转变。要促使市场经济成熟并发展，需要明确大量详尽的法律条文和监管规则。但就那个时代来说，私营经济生命的最初爆发只需一两句话就足矣。一旦机遇之门打开，对未来的幸福生活满怀憧憬的人们不需任何理由，即一头扎进商海里。自然，风险是很大的。我们知道在改革初期，保守势力和改革力量的交锋从未停歇，尤其是在1989～1992年间，数万家私营企业被关闭。换而言之，制度并不是牢不可动的。但最重要的是，80年代私营企业的风险比以前小很多，这就够了。

    不一样的90年代

    时间步入20世纪90年代，也带我们了解黄亚生世界观的几个关键点。很多分析家认为，改革在1989～1992年间经历了短暂痛苦的徘徊之后继续前行，而在黄亚生眼里，这段时间，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剧烈的停顿，90年代的增长模式不再同于上一个10年的“企业家型资本主义”，他称之为“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当时的资料数据非常有限，但黄亚生仍竭力去发现，90年代私营企业的经营被压缩到哪些领域，就业人数有什么变化，它们的融资渠道有哪些。1993～2001年间，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3.3%，而在1981～1989年间，这一比率为21.4%。在1984～1986年间，33%的私营企业在建立的第一年申请到银行贷款，而在1990～2001年间，这一比率下降为26%。90年代初期温州等地的民间金融遭到严厉的清理整顿，曾经对农村私营企业作出重要支持的农村信用合作金融机构，处于更为严厉的管控之下。黄亚生指出，整个9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机构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反之，农村地区的商业银行经过了重组，以服务农业而不是乡村企业为宗旨。私营企业生存空间的缩小意味着，当时大多数产业仍为国有企业主导；经黄亚生估算，1993～2001年间，真正的私营企业规模仅占产业总规模的22%，远远低于很多学者估算的50%。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导。中国社会家庭收入增长情况也发生了转变，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