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场渐进的、独特的、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宏大事业。自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却坚定地挥别计划经济（国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并决定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转而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到今天，我们已或多或少地到达了彼岸。GDP飞速增长，意味着百姓收入持续提高，贫困程度大大降低，中产阶级迅速壮大。然而，实现这一切，中国政府并非依靠经济学教科书里学来的大道理。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价格双轨制，国家主导下的规模非凡的基础设施建设，其间伴随着非常有限的政治改革，被证明是已进入经济学教科书的中国人的创造。与此同时，私有产权保护的相对缺乏并未造成大的问题，民营企业在难以获得正规融资的情况下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还活得很好——民间融资为它们补充了血液。联想、海尔、娃哈哈、格兰仕这些响当当的牌子的崛起印证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经验足以成为很多国家效仿的样本。

    如果你在读到以上文字时不断颔首深感赞同，那么，请你读一读黄亚生的最新力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英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书中，这位麻省理工斯隆学院终身教授以数字和实例为据，发出响亮且颇具说服力的声音——你被误导了。此书深刻而全面地质疑了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值得认真阅读和探讨。本章中，我将顺着黄亚生的思路回顾近30年来中国经济走过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思索他得出的结论是否准确。我相信，他对中国的发展历程中的很多积极方面没有充分的认识——但他的很多批评十分中肯。

    生机勃勃的80年代

    黄亚生的观点大意为，30年前的改革始于乡村，并以乡村为中心。突然之间，农民获得了自主耕种土地、在城镇农贸市场出售农副产品获得收益的自由，从而迅速引发了乡镇企业和农村金融（包括正规的和地下的）的空前繁荣。1984～1986年间，33%的乡镇企业在创立的第一年获得了银行贷款（90年代这一比率下降）。这是企业家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黄金时代，数以万计的农户争相拿出毕生的积蓄或从金融机构贷来的资金，办起了自己的小企业。8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贫困群体受到关注，社会福利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黄亚生举了年广久的例子，1983年，这位安徽农民凭借一把炒勺将“傻子瓜子”炒至大江南北，一时积聚起巨大的财富。黄亚生评论道，这是好的模式，因为这是真正的企业家模式。

    不过，西方很多经济学者提出，中国的乡镇企业大部分为公有性质。换而言之，这些企业并非家庭经营的企业，而是村和乡镇政府办的企业。但是，乡镇企业的巨大成功，使通常认为政府办不好企业的经济学家中产生了一个疑问。经济学家们常有的这一判断并非全无道理——尽管可能最终走向意识形态的争执。大量实例证明，多数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地方政府办的企业，通常不会产生好的效益。原因很简单，官僚机构倾向于将企业的利润用于别的用途，企业管理模式非常行政化，创新受到压抑，而且往往会冗员壅塞。因此，这些西方学者面对中国乡镇企业焕发出的勃勃生机，百思不得其解。这一矛盾促使部分西方学者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乡镇企业。其大意为，80年代中国的整体氛围对私营企业是不友善的，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猜疑，市场处于被控制的状态，产权得不到保护，意味着私营企业的财产可能说没就没了。正是由于地方政府保护了这些企业，它们才得以生存，扩大投资并壮大。

    黄亚生没有过多地回应这种理论，他的反驳很简单，“乡镇”是地域范畴，而不是所有权的概念。他说，中国大部分乡镇企业（包括所有80年代设立的新的乡镇企业）并非国家所有，实际上是私有的，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