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开放了全球经济这一永久的平台。加入tO引进的新规则总体说来也有利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这是积极的发展——很奇怪这一点也被黄亚生遗忘了。

    90年代另一项成功的重大改革是禁止军队经商。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军队深度参与经济活动而削弱了经济。通常，军队渗入经济将阻碍良好的制度形成，导致不公平竞争，并且也会削弱军队自身——忙于赚钱的军队哪里有时间为国防操心。这项改革是积极的。

    90年代还进行了大量国家建设。从很多方面说，国家建设是必要而且有益的。朱镕基总理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拯救国家财政于破产边缘，设立了中央银行，将其作为金融市场监管者之一；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及其他大量法律法规。由此终结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漠视，这种现象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比较常见。当然，地方仍对中央命令有着不同的解读，有时也会对它们不喜欢的税收等政策执行不力（尤其是关于房地产的）。但与20年前相比，地方的力量大不如前。

    在农村政策方面，如今很多人将当前中国的农村问题归因于90年代的政策，并且将农村经济取得的进展归功于2002年以后政策纠偏的结果。但是，关于农村的积极改革始自90年代末，当时朱镕基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以减轻农民负担。从医疗卫生数据看，在90年代农村并非长期持续地滑向贫困。这10年中新生儿死亡率下降，1991年每1000名新生儿中有50.2例死亡，到2007年新生儿死亡率降低到1.53%，不过1996～2002年间，死亡率降幅减慢。产妇死亡率稳步下降，1990年每1000名产妇中，死亡数达94.7例，2007年降低到36.6例。肺结核感染情况仍然非常严峻，尤其在农村地区，每年新增的130万肺结核感染病例中有80%在农村。联合国和中国外交部于2008年9月联合发布的《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中，识字率的数据好于黄亚生引用的数据——15～24岁人口识字率从1990年的94%上升到2005年的99%。

    总之，90年代确实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改革。黄亚生没有接受“渐进”版本的故事无疑是正确的。但他的“前进一步，后退两步”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继续向前走，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90年代经济建设的成就，也要认识到犯下的错误。

    未来30年

    黄亚生所述故事的第三部分，始自2003年新一届领导人执政。新一届领导层中有多人具有贫困地区工作经验。黄亚生写道：“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颁布的政策蓝图或许是中国自13世纪以来最为自由和进步的。”例如，政策重心重新回到农村和社会保障领域；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也进入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政策转向关注民生和构建和谐社会。黄亚生认为，这一新方向是受欢迎的转变。

    但由此我们想提出几个问题，第一是政策的实施。作为新的政策重心的环保和民生保障方面的改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落实？医保方面确有进展，对农村基础设施也有大量投入，但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方面，我们到底取得了多大改善呢？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城市的企业说，环保官员执法严格，有权让你关门。但是，不必向内陆走多远，那里的企业就会告诉你，环保规定仍然宽松，违反规定的企业也不会被关掉，交点罚款就没事了。节能方面，取得的进展是一些效率低下、污染环境的火电厂被关闭，但全国各地方仍然十分希望保留本地的钢铁、铜和铝生产企业，这些行业耗电量十分巨大。实际上，中国发电量的三分之二由工业消费；而发达国家家庭用电超过三分之二。转变企业用电和民用电占比将对提高能源